1.十九世紀以前歐洲史之回顧
近世歐洲史之回顧（一）政治狀況 在前二十八章中吾人已將法國王路易十四時代與現代之歐洲史略述其梗概矣。吾人曾述及十八世紀之君主如何為領土或為王位而起戰爭。此種戰爭每因德國及意大利分裂之故而益甚，二國之地遂為當日諸國君主戰爭與外交之中心。然當十八世紀時歐洲史之範圍實已推廣。東部歐洲一帶自經彼得大帝與喀德鄰經營之後與西部歐洲諸國之關係漸形密切。商界中人亦複以殖民問題激起諸國政府之注意。英國逐法國人於美洲與印度之外，向所未有之大帝國遂肇基焉。葡萄牙與荷蘭固曾雄霸海上者，至是已日就衰替；西班牙對於美洲之殖民地亦複漸形弛懈。
二）改革精神 其次，吾人又略述十八世紀時之人民狀況—佃奴也，市民及各業公所也，貴族也，教士也，及宗教派別也。吾人曾述當日君主權力之宏大與舊教教士特權之異常。英國國教與其他各派新教之由來亦已略加說明。吾人並略述自然科學之興味發達以後崇古之習如何打破；演化觀念如何發生。法國之哲學家服爾德、狄德羅、盧梭及其他諸人如何攻擊當日之製度；當日之所謂開明專製君主如何為擴張一己權力而有改革之舉。至一七八九年當法國王召集國民代表商議救濟國家財政困難時，法國人民如何利用機會以限製君主之權力，廢止腐敗之舊製，與宣布改革之計劃。此種改革他日歐洲諸國無不仿而行之。
三）拿破侖 自一七九二年後歐洲有戰爭之事，乃引起法國之建設共和。然不久有一蓋世之英雄不但統治法國，而且為西部歐洲大部分地方之霸主。彼並引入法國革命之改革事業於其治下之國中，而且因合並德國之小邦及覆滅神聖羅馬帝國之故建他日歐洲一大強國之根基。
四）十九世紀之變化 自維也納會議以後歐洲形勢頗有重要之變化。德國與意大利均有統一之舉，成為世界上之強國。土耳其之領土漸漸減削，巴爾幹半島中遂發生多數十八世紀中所無之新國。諸國君主之專製權力莫不漸漸喪失，而忍受憲法之限製。甚至俄羅斯之皇帝雖自稱為“所有俄羅斯之專製君主”亦複予立法權與國家預算案於國會，不過皇帝與其警察仍監視國會甚嚴耳。
五）實業革命 與上述各種重要變化同時並進者有實業上之革命，其影響之及於人民生活上者遠較軍隊或國會為巨。實業革命不但產出多種新問題，而且產出一種帝國主義，將歐洲文化傳之於世界。當十九世紀後半期歐洲強國中如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等群起而開放中國及其他亞洲諸國之門戶，亞洲之地遂因之加入歐洲史旋渦之內。非洲一地在一八五○年以前世人所知者僅沿邊一帶，而五十年來歐洲各國竟探險而瓜分之。唯欲永久統治之則尚須加以多年之經營也。上所述者殆最近二百年來歐洲史上之最著特點矣。
吾人尚須研究及之者則二十世紀初年之歐洲如何收受過去之遺產與對於文化尚有何種供獻是也。
2.英國之社會革命（一九○六至一九一四年）
英國之守舊 十九世紀末年英國之守舊與西部歐洲諸國初無少異。百年來國內擴充選舉權與改革舊製之熱忱似已消滅。維持現狀與實現帝國主義於南部非洲及其他世界之各部實為當時英國政治之特點。自一八八六年至一九○六年凡二十年間，除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五年短期外，下議院及政府均為保守黨人所把持。維新主義抑若已亡，社會黨人之運動亦不能激起工人之附和。
然至一九○六年國會選舉之後英國政局為之一變。舊黨失勢，新黨繼秉國鈞。而工黨中人之被選為國會議員者不下五十人。五十人中頗有深信社會主義者。此後十年之間自由黨人與工黨結合實行根本之改革，其內容幾與英國社會上及政治上之真革命無異。
社會改革為政爭之要點 英國人態度上之變化以自由黨人察赤爾（Winston Churchill）於一九○九年一月三十日在諾定昂（Nottingham）地方所講演者為最真確。其言曰：“現時英國人之重要希望殆皆偏於社會方麵而非政治方麵。若輩處處而且幾乎每日皆目睹紊亂與困苦之情狀，與人道及公平之觀念相反。若輩深知在近世國家之中人民每罹種種無妄之災。同時若輩並深知科學之力量，加以財力與權力之援助，足以引入秩序，預備安寧，預防危險，或者至少可以減除危險之結果。若輩本知此國為世界上之最富者；據吾所見，則英國國民實不願援助無力或無意建設較大較完全較複雜較徹底之社會組織之政黨，蓋無此種組織則吾人之國家與國民定將由憂思而沉入患難，而吾人之名字與聲譽亦將減削於史書中。”
勞工法律 自由黨之秉政實抱有此種精神者，故自一九○六年得勢後即著手於規定法律以減少貧苦、勞役、失業及工業危險為目的。一八九七年《工人報酬議案》（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之條文推廣而施諸農工及家庭仆從。規定凡工人因工作而受傷者除此種損傷因工人有意惡行自取其咎外，雇主須給以賠償。同時（一九○六年）國會議決工黨中之基金免其負有因同盟罷工或他種衝突而發生損害賠償之責任。二年以後國會又議決凡工人在地下礦中工作或因工作而往來之時間在任何二十四小時中不得過八小時。
蒲士調查倫敦之貧苦狀況 裨益工黨中人、礦工、受傷工人等之議案雖然重要，然不足以解決工人之貧苦問題。蓋工人之貧苦類皆原於工資之低廉，工作之無定，疾病及其他非原於個人之困苦。人民貧苦為實業革命結果之一本無疑義，而英國工人之貧苦亦實極為不堪。數年前英國富商蒲士（Charles Booth）因感於倫敦工人之狀況無正確之記載，乃出其私資糾合同誌實行挨戶調查之舉，以便明定”貧窮困苦邪惡等與一定進款及比較安適之數目上關係”。其調查之結果印而行之，即十六卷之《倫敦人民之生活及勞動》（The Life and Labor of the Peopte of London）一書是也。據彼調查在倫敦城東部居民約一百萬，其家庭每周收入在銀幣十元以下者凡三分之一以上；每周收入在銀圓十一元至十五元之家庭約占百分之四十二；其每周收入在十五元以上者僅百分之十三而已。彼之研究結果並發見居民住室之非常擁擠，光線不足，飲水不良，衛生不講，疫癘時起。後竟斷言倫敦一城之中貧苦之人約占三分之一；所謂貧苦即工資甚少，衣食尚有不足之虞，安適與奢侈更無論矣。
倫敦之貧苦並非例外 吾人驟然聞之，抑若倫敦之貧苦實為世界上所罕見者。然據龍的裏（Rowntree）之調查則謂約克（York）一城人口尚不及八萬，貧苦者亦約占三分之一。彼並謂兒童身體之發育，疾病之流行，與死亡之多寡，均與工資之多寡有關；總之身體、快樂與安寧三者均與工資同時而增加。至今世界各國雖無此種狀況之科學調查，然此種狀況之普及恐不僅英國如此，即世界之上亦莫不如此也。
廢止貧苦之可能 昔日因各地之財富有限，不能使人人皆有安適之機，故遂以為貧苦狀況斷難幸免，不甚注意救濟之方法。然自科學昌明與發明進步以來世人頗有希望貧苦之絕滅者，以為如能改組實業以免除虛費而增進效率，如能使社會之閑人皆從事於工作，並使財富不入於少數人之手，則將來人人皆無失業之虞而有安居之樂，邪惡疾病必將大為減除。羅馬教皇利奧十三曾言曰：“救濟現在壓迫大多數人民之困苦與患難，必須求救濟之方法，而且須速求之，此則無庸疑貳者也。”
英國政府向貧苦宣戰 英國政府竟放膽乘機以“與貧苦宣戰”為其計劃之一部。一九○八年國會中通過養老金法律，其重要條文如下：凡領政府養老金者必須年在七十歲以上之英國人不受他人碉濟者，其私人進款不超過約中國國幣三百元以上者。刑事犯及不願工作以自存者不予以養老金。凡每年收入不過二百圓以上者其最高養老金每周約二元五角。
國立傭工介紹所 國會為救濟工人失業起見於一九○九年議決設立“傭工介紹所”於全國，以征集雇主需要工人及工人需要工作之消息。並規定凡工人遠赴他處工作者政府得酌量貸以旅費。
苦工工資之規定國會對於工業中之工資過低者設法增高之。一九○九年議決設立數種“苦工”（sweated trade）如成衣、織花邊、造箱等職業之董事部。部中包有工人之代表，雇主及政府所派之代表，對於定期工作及臨時工作有規定最低工資之權。雇主與工人間不得有授受較董事部所規定為低之工資之舉動，若雇主以較低工資給予工人者則罰以重金。
上議院反對改革 同時守舊黨人之反對改變亦益形激烈。唯守舊黨人在下議院中者為數甚少，故唯有以國家將亡中流社會失勢等語為言，提出抗議而已。然守舊黨人之在貴族院中者根深蒂固人數較多，故視自由黨之改革為革命，必欲破壞之以為快。一九○六年十二月貴族院對於下院之《義務世俗教育案》因其有害英國國教之利益割裂而修改之。不久又反對下院之《多數選舉權案》，蓋因英國昔日一人每因廣擁財產之故而得數處之選舉權，而此議案則欲廢止此種習慣故也。貴族院此種行動極為下議院中人所不滿，以為有反於代議政府之原理。
一九○九年之革命預算案 貴族院與下議院衝突之最激烈者實為一九○九年之預算案。是年四月愛斯葵斯（Asquith）內閣中之財政大臣魯意佐治（Lloyd-George）提出新稅製於國會，激起政局上絕大之紛爭。彼於“革命預算案”（revolutionary budget）內提議征收甚重之汽車稅，所得稅亦如之；而所得過五千鎊者並增重之—因工作而得之收入，其稅較不勞而獲者為輕—此外遺產稅亦另定新標準，視遺產多寡而定；凡遺產值一百萬鎊以上者抽百分之十五。彼並提議一種新地稅，將自己工作之地主與坐享礦利或城中屋基之地主分別為二。預算案並包括一種不勞而獲之地價稅計百分之二十，於售賣或轉移時征收之。無論何人凡售產獲利者均須納其一部分之餘利於政府。同時彼並提議一種尚未發達與富於礦產之地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