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的紋飾也是一樣，它再複雜，也有統一性。
正是這種統一性，使花樣繁多的紋飾，呈現出統一的視覺效果，這就是青銅器紋飾的規則，也是大多數人不太容易區別它們的原因。
所以，麵對這件蓮鶴方壺，我們也可以像大多數人一樣，把它複雜的、幽秘的紋飾暫且放在一邊，去關注上麵更直觀、更獨特的“部件”。
那是一些動物的雕塑，從紋樣係統中脫離出來，活靈活現：
底座是兩隻卷尾虎，側首吐舌，身體展開著，托起方壺的全部重量;
方壺腹上攀著的四條飛龍;
壺頸兩側的耳，是附壁回首的龍形怪獸;
最絕妙的部分出現在壺冠上，在那裏，雙層蓮瓣形次第開放，形成兩個同心圓;
在圓心上，在蓮瓣簇擁中，立著一隻仙鶴，體態輕盈，似乎要抗拒地球引力，把方壺引向空。
一隻的仙鶴，似乎要把壺體的重量化為虛無。
一個妖嬈多姿的動物世界，就這樣彌漫在堅硬冰冷的青銅器上。
它不再像商代和西周的動物紋飾那樣，用半抽象的裝飾性線條來聯通他們冥想中的宇宙，也擺脫了《山海經》裏的種種神秘與怪異，動物身上的神性消失了，恢複它們原有的溫順、親切、可愛。
故宮博物院藏品中，有一件春秋後期的獸形匜，通高隻有.厘米，寬4.7厘米，像一隻華美的寵物，俏皮而嬌憨。
到了戰國，這個動物王國變得更加放肆和發達，像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魚形壺，魚口向，仿佛正在張口喘氣，各種虎符、虎節，青銅的器身幾乎要困不住老虎奔跑的速度。
最絕妙的，是那件戰國前期的龜魚紋方盤，在盤子的內底，有龜魚戲水的圖案，可以想象，當盤中貯滿清水，那龜、那魚，就會動起來，在晶光閃爍的水紋裏愉快地遊蕩，托起盤子的四隻足，是四隻活潑的老虎，背對背，把盤麵拉緊。
它們的力量，似乎都緊繃在它們青銅的身體裏。
假如我們能把鏡頭拉開，我們會看到那時的山川茁壯，大地肥沃，雨水溫柔，林木恣肆。
至於那時候的人，盡管都隱在青銅器的背後，拒絕露臉，但從這些青銅器所描述的動物世界裏，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們內心裏的豪氣勃發、陽氣充足。
青銅器最肆意活躍的年代，剛好是今的曆史學家們津津樂道的“軸心時代”。
在那個時代裏，有孔老莊墨、孟韓荀屈，這一大堆“子”，不僅在思想上領跑全球，而且兩千多年無人超越。
那個時代也有人忙著種地，忙著喝酒，忙著談戀愛——一首名叫《關雎》的求愛歌，被放在了《詩經》的首篇，成為以後幾千年所有中國人的知識源頭……
這隻蓮鶴方壺，寄托著那個生命訴求、時代美學和工藝理想，把一件實用的酒器，打造得迷離耀眼。
像一場緩緩降臨的夢，繁複、詭異、輕靈。
190年的一個夜晚，郭沫若先生在燈下書寫《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用他秀麗的行書，在紙頁上寫下一串這樣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