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第二百五十三章軍旅籃球明星之路（續）（1 / 3）

253第二百五十三章軍旅籃球明星之路（續）

-與張秀泉將軍之情緣 學習習的重要講話有感；日前在中軍委高層作了重要講話，他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從我黨我軍我國的曆史和現實，精辟的總結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並指明了我們前進的方向和須遵循的道路，很有見地，是多年鮮見的佳作，現提供給讀者，以共閱飱。

近平對軍委高層的講話全文

各位，晚上好！

今天就戰爭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與各位交換意見。在座的，都是軍旅出身，有的還有著豐富的戰爭經驗。我不是。就軍事問題、戰爭問題，你們是老師，我是學生。但作為軍委領導，是不能不考慮戰爭問題的。當然，我更多的，是考慮戰爭問題中的戰略問題、政治問題，價值觀問題，而不是戰役指揮問題。我很讚同毛的一句話：“言必及義”。戰爭問題中的義，還不僅是戰略問題，更要涉及到世界大國政治、人道主義、人類文明走向。言不及義的政治家，不是政治家。言不及義的軍事家，也不是真正的軍事家。今天，我想就戰爭問題中的義，跟大家作一個意見交換。必須聲明，我所講的，除了曆史上已有定論外，都不是結論，隻是提出問題，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我堅決反對凡一把手講話就是結論的做法。

我今天與大家交換的意見主要有五個問題：

一、我們黨與20世紀的幾場戰爭；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太平洋戰爭對中國的特殊意義；

三、澄清對美國的認識；處理好中美關係是對外戰略的支橕點；

四、今天現代國家武裝力量的根本使命；

五、現代戰爭與人類現代文明。

第一個問題：我們黨與20世紀的幾場戰爭。

這既是曆史的回顧，也是一種總結；總結中有肯定、也應該有反思。可以說 ，我們黨基本上就是一路伴隨著戰爭成長壯大、贏得戰爭、奪取政權、守衛疆土的。從1924年到1949年，我們黨參加了三次國內戰爭、抗日戰爭。第一次國內戰爭，也叫北伐戰爭（1924年到1927年），我們是配角，國民黨是主角。抗日戰爭（1937年到1945年），我們黨還是唱配角。國民黨還是主角，這一點應該承認。第二次（1927年到1937年）、第三次（1945年到1949年）國內戰爭，國共兩黨唱對手戲，而且戰爭主動權逐漸從國民黨手中轉移到我黨手中，直到我們取得徹底勝利。但是1949年後，戰爭並沒有遠離我們。新中國建立剛8個月，朝鮮戰爭爆發，隨後我們先後派出了數百萬誌願軍，在朝鮮跟聯合國軍打了三年。朝鮮戰爭剛停戰，我們又悄悄地參加了越南戰爭，雖然沒有調用大量的兵力，但付出的物資、裝備、技術卻是莫大的。累計到1975年，投入到越南戰爭的物資總量，比投入到朝鮮戰爭的多得多。

這期間，1962年，我們跟印度又打了起來。規模不大，但影響不小。此後，1969年，我們在北部邊境跟蘇聯打了幾場小規模的戰鬥；1979年至1989年，在南部邊境跟越南打了一場規模較大、耗時10年的戰爭。事實上，我們跟國民黨的內戰並沒有結束。至少在毛時代，內戰還延續著。金門炮戰，就是證明。如此看來，1989年之前的60多年裏，我們黨幾乎始終都處在戰爭的氛圍中。這些大大小小的戰爭，大體可以分成兩類：國內戰爭和國際戰爭。國內戰爭比較單純，就是國共內戰。國際戰爭比較複雜，有基於共產主義國際義務的“抗美援朝”戰爭，援越戰爭，有基於邊界領土爭議的中印戰爭，也有基於……他說過，戰爭好比一所學校，好比一座熔爐。戰爭讓我們黨學到了許多東西，錘煉了我們黨的肌體，鍛煉了我們黨的意誌。世界上幾十個共黨，可以說沒有哪一個黨，像我們黨那樣有著無比強壯的體魄和無比堅強的意誌。這是戰爭帶給我們黨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戰爭也使我們黨擁有了在常規陸戰方麵的最為嫻熟、無與倫比的戰役指揮能力。一位以色列的軍事專家得出結論，我們的戰役指揮能力僅次於二戰時的德國，排名世界第二。雖不足為訓，但我認為還是靠譜的。

我們黨在國共內戰時期，幾乎是同時醞釀、組織、指揮了遼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殲滅國民黨主力150萬之眾，這在世界軍事史上是為數不多的。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戰爭尤其是新中國建立以後的戰爭，也帶給我們黨的一些負麵影響。我們黨的最寶貴精神財富即毛的著作，幾乎全部是有關戰爭的。這不免給我們黨帶來一定局限性。我們黨似乎更習慣於戰爭的環境，而不適應和平的環境。事實上，我們冷靜地看一看，從1950年到1979年，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我們打了六、七場大大小小的戰爭，這在二戰後相對和平的環境裏，對於一個新生的國家政權來說，是不是有點過於頻繁了？過於頻繁的戰爭，消耗了我們國家寶貴的資源，更嚴重的是，這些戰爭讓我們黨，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並導致國家體製的失衡、給民眾利益造成莫大損失。

戰爭的負麵影響我歸納了幾點：

第一、滋長了我們黨絕對正義的思維習慣。我們黨最大的成功，就是在二戰之後的國內戰爭中，取得了莫大勝利。蔣介石國民黨敗逃台灣，而大陸則由我們黨完全、徹底掌控。這一結果，當然可以證明我們黨占據著政治上和道義上的正義製高點，但如果將其絕對化，就有可能成為我們黨的包袱，事實上，我們黨在建國後二、三十年裏的一些折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背上了這個包袱。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們黨還沒有擺脫成王敗寇這一陳舊曆史觀的束縛。在人類普遍覺醒的20世紀，堅持正義的一方，最終能夠在戰爭中獲勝，這可以說是定律；但是，逆定理卻是不存在的。別說短暫的勝利——如納粹德國1940年在歐洲大陸的勝利、軍國主義日本1941至1942年在太平洋的勝利，根本不能證明正義在他們一邊，即使獲得了持久勝利的一方，如美、英、蘇、中（國民黨統治）等國家，也不能證明，他們就能持久地代表正義。國民黨在二戰期間代表了正義，但戰後不到四年，即走向了反麵，最後被代表正義的我黨打垮。蘇聯這個龐大的“紅色帝國”，戰後雖然還輝煌了40年，但也最終走向了反麵，最終導致徹底崩潰。我們黨在國內戰爭中，雖然代表了正義的一方，但在取得了戰爭勝利後，如果不能堅持原先的政治理念，而總認為正義一方做任何事、無論怎麼做，都能體現正義的話，那麼也是要走向反麵的。毛的曆史教訓，對我們黨來說，是極其深刻的，我們不能忘記。

第二、自覺不自覺地誇大了我們黨的危機感。在二戰後的很長一個時期裏，我們黨的主要領導人，危機感過重，機遇感全無。我們黨在改革時期，對世界局勢的一個重要判斷，就是“和平、發展是主題”。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將發展經濟作為全黨的工作中心。這是小平同誌為我們黨作出的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貢獻。但是，世界和平發展的局勢，是上世紀70年代末期才出現的嗎？顯然不是。當我們擯棄了陳腐觀念回過頭去看，便很容易發現，其實二戰結束之後，世界就已經出現了和平發展的大格局。即使在的冷戰的情況下，和平發展的機遇，還是存在的。亞洲所謂的“日本複蘇”和“四小龍”，不就是在冷戰期間產生的嗎？也就在別的國家趁“恐怖和平”（大量核武器對峙下的和平）的機會大力發展經濟的時候，我們卻是在危機重重的感覺下過日子。我們選擇了《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說明了我們對來自外部的危機感十分強烈。所謂“戰爭引起革命、革命製止戰爭”，也是這種危機感的一種表達。戰爭是戰爭，革命又何嚐不是戰爭？我們總認為如果沒有原子、氫彈、導彈，就無法獲得國家安全。我們黨的注意力幾乎全在戰爭上，哪還有“和平發展”的影子？而且，我們當時認為，大的危機還是來自外部。具體地講就是來自美、蘇。一般來說，一個執政黨有危機感並不是壞事，但問題在於，如果是因為自己局限於以往的經驗和感受，缺乏對世界大勢的正確判斷能力、發生認識上的偏差而形成的過重危機感，就會對我們黨的事業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損失是難以彌補的。我們應該看到，由於危機感過重，錯失發展機遇，我們黨在執政的前30年，發展狀況是很不理想的。

第三、國家體製的軍事優先特征過強，產業布局違背經濟發展規律，造成資源利用的莫大浪費。在毛時代，確實發生過民生優先，還是軍備優先的爭論和矛盾。早在1953年，就發生了梁漱溟跟毛的之間所謂“小仁政”、“大仁政”的爭論，毛認為梁漱溟關於顧及農民利益的訴求，不過是“小仁政”，而“反帝才是大仁政”。發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困難，根本的原因，也是為發展軍備服務的重工業和為民生服務的農輕產業發展比例失調。經濟部門幾乎就是軍委的總後勤部。到了“文化”期間，國家的基本職能，幾乎就剩下了“繼續革命”和“備戰、備荒、為人民”，備戰是首當其衝的。可有限的資源用於備戰之後，備荒、為人民也就隻能被擠到一邊去了。到了毛去世時，國家的經濟運行，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一判斷基本準確。

第四、將軍事指揮的高度集中原則，移植到國家管理體係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體製。這是長期的戰爭環境，給我們黨造成的一個弊端，過於追求國家領導核心的“純潔”，“路線鬥爭”、整肅“反黨集團”頻繁，造成治國人才大量損耗，政治局勢動蕩，外部的壓力莫大，而內部的權力又是高度集中，於是最高領導人的感受，就一定要強加於全黨、全國人民，上下必須絕對“保持一致”。稍有不一致，就會引起最高領導人的猜忌和震怒。正常的國際交往也被套上“裏通外國”的帽子，毛時代，黨內高層鬥爭如此頻繁，跟毛對外部世界重重威脅的感受是分不開的，不習慣於利益多元化、不同意見共存、通過協商決策機製選擇最佳意見的體製。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跟領袖意見高度一致的結果就是，成績可以斐然，災禍也必然莫大。用戰爭的眼光看待世界，刻意搞反帝反修的“國際統一戰線”，非友即敵，造成國際孤立。我們黨在很長一個時期，沒有學會如何處理國與國之間的正常關係，而當年的冷戰格局、陣營對壘的形勢，似乎很對我們黨的胃口。因為我們有極強的陣營情結，於是，世界上幾十個最有實力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成了我們的敵人。又因為我們有極強的馬列主義情結，又把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劃入必須打倒的修正主義陣營，這樣一來，我們就成孤家寡人了。用純粹意識形態的、虛幻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取代國家的正常利益，導致我們國家的正常利益長期受到損失。我們反美反蘇，自以為能夠得到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支持，結果卻是適得其反，使我們自己陷於極端的孤立……我們忽視了世界文明人類的主流認知，那就是反對各種的暴力（包括因宗教、種族、政治等因素引發的暴力）；反對造成大量人員死亡的戰爭；反對以種種理由實行極權體製。有人說，美國打東打西，為什麼不被孤立？仔細觀察一下，我們就會發現，被美國打的，多半是問題國家。這些國家的一些行為，早就引起國際社會的不滿，如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利比亞等。此其一。其二，美國並沒有通過戰爭直接獲得利益，至少在表麵上是這樣。這就使得它的戰爭行為，像是警察在執法。美國也因此獲得“國際警察”的諢號，這裏麵有褒有貶。其三，才是美國所打的旗號，什麼反對“獨才”、“大規模殺傷武器”、“恐怖主義”等，很是蠱惑人心。當然美國經濟、軍事力量的強大，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富強之國，便是正義之鄉，人們通常有這樣的思維。而我們中國，恰恰站在了美國的對立麵。我們黨執政後的幾十年裏，顯而易見，戰爭帶來的消極因素，要大於積極因素，這些消極因素，影響了我們的指導思想、國家製度、民眾利益和對外關係。為什麼我們總認為，世界上遠超我們的強國，“亡我之心不死”？為什麼我們總認為，隻有在實力上超過這些強國，我們才有了安全保障？如果世界強國都有滅了弱國的想法，那些上百個中小國家，將如何生存發展？如果有人質問我們：強國總有滅弱國的想法，是否意味著中國強大後也要滅了別人，我們將何以應答？當我們幾十年來，喋喋不休地念叨“某某亡我之心不死”的時候，我們似乎並不理會世界的疑惑。但就是這些疑惑，慢慢變成了疏遠，使我們這個時時刻刻有著危機感的國家反而遭到了孤立。

第二個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太平洋戰爭對中國的特殊意義。

這是我要重點談一談的。數千年來戰爭無數。遠的不說了。近100年之內的戰爭，對我們有著深刻影響的，應該就是二戰、抗戰、內戰、冷戰和最近的反恐戰爭了。冷戰對於我們來說並不冷，我們參與了朝鮮戰爭，死傷百萬，耗財百億，比我們在內戰中的消耗還大。將這些戰爭聯係起來思考，用一種客觀的思維方式思考，就是不帶黨派意識、隻考慮一般意義的民眾利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在戰前、戰中、戰後的得失，看看能給我們那哪些啟發。實事求是地說，我們黨在二戰、抗戰中，還處於弱小地位，影響力有限。對內、對外真正具有莫大影響力的，是內戰。是長達22年的內戰，將我們推到了世界舞台上。所以，我們曆來研究戰爭，似乎也多著墨於內戰、尤其是三年解放戰爭、尤其是三大戰役。對席卷全球、曆時6年的二戰和中國曆時14年的抗戰，研究不多，甚至好幾年是空白。總結曆史教訓，向來我們的黨史觀念很強，世界史、民族史、國家史的觀念就要遜色得多。這不是好現象。我們黨離不開國家、離不開民族、離不開民眾，國家、民族、民眾離不開世界。毛說過“中國有那麼多省，一個省就抵得上一個小國家，合起來就是一個聯合國。”但那是一種調侃，當不得真。當我們真正意識到我們是離不開世界的時候，那麼對二戰曆史的研究，就不會有疏離感了。二戰有兩個戰場：歐洲、北非的反法西斯德國的戰場和太平洋、東部、東南部亞洲的反軍國主義日本的戰場。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還有一個特別的名稱，那就是太平洋戰爭。二戰的意義對世界來說具有普遍性。而太平洋戰爭對於中國（當然也包括美國、日本、俄羅斯、韓國等）的意義，則具有特殊性。

先說說二戰意義的普遍性。包括列寧在內的關於“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論斷，在一個曆史時期具有真理性。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的這一論斷正式對這場戰爭的理論總結。但是到了二戰，情況有了一些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規則，由原先的英、法、德歐洲列強主導世界，變成了由美國主導世界。英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基本規則就是通過占有殖民地擴大商業網絡，為本國資本增值拓展市場，一次拓展，終身享用，這種商業模式，就產生了世界上許多弱小國家淪為殖民地，而一些大而弱的國家，則劃出土地成為租界，殖民地和租界都是壟斷市場，別的國家要想占有，那就把艦炮開來吧。所謂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根子就在這裏。20世紀初，美國也看到了這個問題，美國原來就是英國的殖民地，知道裏麵的苦衷，另一方麵也是因為國力不濟，暫時還不能跟英法德抗衡，所以就提出來“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規則。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市場的事情，用市場的辦法解決——搞自由競爭。在美國看來，英法德俄等老牌殖民政策搞領土擴展，扼殺民族自由、交往自由，無疑是一種罪惡；而蘇聯搞世界革命，搞共產主義國家集團，跟老牌殖民政策無異，同樣扼殺民族自由、交往自由，也是一種罪惡。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已經具有了這樣的理念，隻是無力付諸實施，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的國力已經躍居世界第一，可以說美國加入到二戰中來，就是抱著改變世界秩序、廢舊立新的理念的。從1941年8月的“大西洋公約”一直到《聯合國宣言》，都是在美國的主導下產生的、反映了國際新秩序的極其重要的曆史文本，基本原則就是民族自由（包含尊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公民自由（包含尊重國民權利、保障人的權利）、交往自由（包含經濟交往、人員交流、信息流通）和製止非法戰爭（以《聯合國公約》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為依據）。從20世紀初開始，人類社會經曆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實踐，今天是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了，那就是：將英法德俄的舊秩序、蘇聯的共產主義秩序和美國的新秩序這三種國際秩序相比較，美國主導的新秩序無疑是一個比較好的秩序。當然，今天看來，美國主導的新秩序也出現了問題，但這不會影響二戰時期的國際大格局。

對於二戰的認識，我們黨始終在列寧主義和自由主義兩者之間搖擺。初期，我們是堅信二戰與一戰一樣，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包括日本攻打中國蔣介石政權，我們黨也認為是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分，將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革命戰爭，還是我們黨當時的基本戰略。但當納粹德國大舉進攻蘇聯後，我們才認為戰爭性質改變了，是世界進步人類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以後軍國主義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我們的看法也沒有改變。如果太平洋戰爭爆發在德國進攻蘇聯之前，我們也會把它看作是帝國主義戰爭的。但事實上，二戰從一開始，其性質就不同於一戰了。這是因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已經不同於世紀初的世界了。有兩個因素：一個是蘇聯的產生，打破了世界的原有的格局，社會主義無論如何，也是對帝國主義的一種製約，它起到一種牽製在用。有人說，蘇聯當時也是按照帝國主義的邏輯行事的，如它跟德國一起瓜分波蘭，侵犯芬蘭等。但我要說，與其將當時蘇聯的這些動作看作是與帝國主義如出一轍，不如看作是蘇聯在德日意咄咄逼人的態勢下的一種自我保護行動。但是，蘇聯的出現，並不能有力地改變國際舊秩序，而且，從蘇聯在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表現來看，其骨子裏依然流淌著沙俄的血，老一輩領導人，將蘇聯定性為社會帝國主義、新沙皇，是有道理的。所以，真正致力於改變國際舊秩序的，不是蘇聯，而是美國。正是美國的崛起和最終加入二戰、主導二戰，才使得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一種新秩序完全取代了舊秩序。這個脈絡很清晰，就是從威爾遜的14點建議——到羅斯福的大西洋公約——到聯合國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