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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黨長期的一個應對美國的精神狀態，就是寧願自己日子不好過，也不讓美國日子好過。這是中國傳統農民、街痞的思維方式，要不得。是我們自己將大西洋公約的精神遺忘了，民族自由、公民自由、交往自由，我們也是很需要的。我們黨內有不少同誌，總認為搞好跟美國的關係，是對美國的屈從，是右的機會主義，是投降主義，是賣國。這是站在狹隘的小集團立場上形成的思維。毛時代這樣的思維很普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到了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這樣的思維就行不通了。小平顯然是主張跟美國改善關係的，而且，也正是在小平時代，中美正式建交。改革開放的幾十年，幾乎可以說就是跟美國關係改善的幾十年。看看這幾十年我們取得的成績，應該是很有說服力的吧。顯而易見，改善跟美國的關係，事實上就是改善跟世界的關係，就是改善我們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國際環境，就是為中華民族、廣大人民創造獲取莫大利益的機會。何來屈從、投降、賣國？！
我有一點感到很是擔憂：為了實現主義，為了顧全大局，我們常常需要一些正麵的宣傳，這不免造成對曆史的歪曲，“抗美援朝”就是這麼一個因正麵宣傳需要而造成的歪曲曆史的典型……我們在大肆宣揚抗美援朝的時候，並同時對其他管道的信息進行嚴密封鎖，這使得我們的人民根本無法知道朝鮮戰爭的全貌，隻是相信我們的說法，以至於數億人被蒙蔽了數十年之久，這讓我們的糾正工作進退兩難的境地，以至於一旦真相被揭示，民眾不免要受到莫大傷害。
四、今天，現代國家武裝力量的體製和使命。
現代國家，無疑應該是民族國家，是實行民權體製的的國家，也就是民權時代的國家……現代國家的武裝力量，它的體製和使命，自然有著不同於以往的地方。先說說體製。一個國家的武裝力量，其不同的體製，體現了不同的性質。關於軍隊國家化的說法和要求，應該有很長一個時期了。我們黨對此的基本做法，就是不予理睬。早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我們黨的任務就是要推翻它。鑒於中國政治的特殊情況，迫使我們黨不得不建立並保持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中國政治的特殊情況是什麼？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們黨特別是毛同誌，是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來詮釋它的，這也是我們黨堅持階級鬥爭理論的內在需要。因此，在國內戰爭期間，搞所謂“聯合政府”，搞所謂“軍隊國家化”，都是不現實的。這一點，我們黨特別是毛同誌心裏完全清楚。事實上蔣介石國民黨心裏也是完全清楚的。所以內戰不可避免。我們黨在抗日戰爭期間，就準備打一場內戰了。實事求是地說，內戰不是一家能夠發動的了的。國民黨即使一時不打我們，我們也會設法打它的。抗戰以後的東北地區爭奪，就是我們黨先發動的。正如毛所說的，“有了東北根據地，即使其它根據地全部喪失，中國革命一樣能夠成功。”所以，內戰期間，軍隊國家化根本不可能。毛時代這個問題難以解決……小平時代，不是沒有考慮，但事實上也還是時機不成熟……到了胡擔任總書記時期，提出來合諧主題詞，是有很深的含義的……，表明我們黨今後不再用階級鬥爭理論指導國家事務，而是用合諧思想取代階級鬥爭理論。我們黨不會公開表明放棄階級鬥爭理論，但是實踐中，會更多地用合諧思想取代它。和諧，體現在政治上，就是表明不同的政治派別，沒有階級差別，隻有利益訴求不同。不同的政治派別，隻是代表社會不同的利益群體，而社會中每一個利益群體，都享有自由表達自己合法或合理利益訴求的權利。不同的利益群體，自然會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同利益訴求的矛盾，不是階級矛盾，隻是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不是靠階級鬥爭，而是靠製定公正的法律。公正的法律如何產生？靠全體國民共同參與討論。國民參與討論也有法可依。這樣，國家除了那些嚴重觸犯法律的罪犯外，沒有階級敵人，沒有所謂“反黨集團”。國家機器對內，隻是維護國家依法對一些罪犯執行製裁，而不再是所謂“階級鬥爭的工具”、“鎮壓的機器”了。顯而易見，這樣的合諧思想，要比動輒掀起“三大”、“五大”政治鬥爭的做法得人心，沒有人會因為各種政治鬥爭而感到壓抑，當然也就有利於發展經濟，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個能夠實現社會合諧的政府，本質上就是一個聯合政府，即使這個政府隻是由一個政黨領導。當合諧思想成為一個國家全體國民的共識、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付諸實施時，所謂“軍隊國家化”的條件也就成熟了。我們黨自信在一個社會合諧的中國，即使軍隊國家化實現後，其執政地位依然不可動搖。我們黨執政，不再靠“階級優勢”，而是靠“能力優勢”。今天的中國，沒有哪一個政治派別的能力能夠超過我們黨。我們黨的這一優勢，至少還可以保持50年。領導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不是能力最強的政黨當然不行。一個最有能力的政黨，領導一個為全體國民服務的政府，營造一個合諧的社會，這就是我們要的中國。我們黨不是沒有問題，一些幹部的嚴重腐敗就是問題之一。腐敗就是觸犯法律，反腐敗就是依法製裁犯罪分子。我特別要強調的是，我們黨今後絕不再搞什麼“打倒某某反黨集團”之類的所謂“路線鬥爭”。黨內幹部，從最高層次到最低層次，誰違反法律就製裁誰。國家軍隊的使命，執行的應該是全體國民的意誌。這是毫無疑問的，否則，就不成其為人民軍隊。那麼，今天中國全體國民的意誌是什麼呢？一是全麵發展，二是社會公平。全麵發展，就是不僅經濟要發展，政治要發展、文化要發展，社會各方麵都要發展。社會公平就是國家的總體利益分配，在勞動、資本和政府三者之間，應該有一個合適的比例。今天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分配不公和環境汙染。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意識到經濟發展的遲緩，是國家全麵發展遲緩的病根。因此將經濟發展放在了首位。為了經濟發展，必須搞好跟世界的關係，尤其是要搞好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關係。這是當初全體國民的意誌。應該說，我們的軍隊很好地服從了這一意誌。那麼今天改革到了全麵發展和社會公平的階段，我們國家的全體國民意誌是不是改變了？沒有。今天，我們不僅要改善跟文明世界的關係，而且要融入整個文明世界，讓我們中國成為整個文明世界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改善跟文明世界的關係，給我們國家和全體國民帶來莫大的利益。融入文明世界，必將使我們的國家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進而成為文明世界的極其重要的一員。我們國家的軍隊理所當然地要服從這樣的國民意誌。融入文明世界，我們就必須走向海洋。中國的長期與世隔絕和落後，是曆朝統治者拒絕海洋的結果。這種局麵，必須在我們這一代徹底打破。紀實政論片《河殤》，表達的正是這一思想。這應該肯定。今天我們國家的海運量，已經占到世界海運總量的近20%。到21世紀末，中國的海運量將會達到占世界的40%，超過美國。文明世界就是靠海洋連結的。各國海軍，就是文明世界最強大的的保護神。無論當年的英國、日本，還是今天的美國，都無不依靠強大的海軍，維係著與世界的聯係。長期以來，中國海軍的發展極度遲緩。一般國家軍隊實力的順序是海陸空，美國是海空陸，而中國則是陸空海。現在，是應該將這一順序倒過來的時候了。我們發展海軍，不是要像100多年前的日本那樣去與英國、美國爭奪海洋霸權。我們的宗旨隻是：在遵守國際海洋現有秩序的前提下，首先是維護自己國家、其次是參與維護世界各國的海運安全。文明世界各國的海軍力量聯合起來，隻是將挑戰國際社會的海洋航運秩序的海洋力量——包括個別國家的海軍以及海盜及其它恐怖分子——當做敵人。我們要成為海洋大國，一直是我們的夢想，以前為什麼無法實現，一是我們的力量弱，根本問題在於我們跟美國對立多年。美國是今天世界最為強大的海洋大國，又是國際規則的主導國家、發展前沿國家……上一節已經說了，反美戰略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把國家的發展前途，建立在這樣一個錯誤的戰略前提上，是極端不明智的。中國要想成為真正的海洋大國，就必須搞好跟美國的關係。
經濟全球化，是不是意味著地緣戰略就不重要了？未必。誠然，在經濟互惠的作用下，地緣戰略對經濟發展的限製作用會小一些，但是，隨著科技的大幅度發展，越來越多的資源被發現後，地緣戰略跟國家資源利用、保護密切相關，地緣戰略反而會更加被重視……這突出表現在海洋資源跟地緣戰略的關係上……公海資源的爭奪愈演愈烈……甚至領海內資源的爭奪也時有發生……海洋戰略的重要意義凸顯……在海洋問題上采取守勢，不可取。……當然我們也不是要去攻擊誰……就是要盡可能利用我們的大國優勢和正確的戰略規劃，使海洋利益最大化。……我們完全應該在國際大戰略上，采取跟美國合作的姿態……具體說，就是在國際反恐問題上，我們應該積極配合美國和西方各國……不要遊離於國際反恐戰略之外，甚至抱著看美國笑話的態度看待反恐，這要不得。關於周邊國家戰略問題，這是軍事問題，更是政治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始終沒有獲得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毛時代處於冷戰時期，基本上是用戰爭思維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把我國當作“根據地”，把要爭奪的國家當作“前線”、“戰場”……這極不正常……我們與周邊國家關係，既是一般國家關係，又具有一種特殊關係……這種特殊關係，多半是曆史因素造成的……我們當然要考慮到這些特殊關係，但我們不能把這種特殊關係放大，甚至超越一般國與國關係準則，比如我們跟朝鮮的關係，很長一個時期，就是處於這樣一種不正常的關係，前領導曾提出中朝要“正常國家關係化”，指的就是要改變這種不正常的國家關係……冷戰結束後，隨著全球化趨勢越來越確定，越來越不可逆轉；隨著偵測、通訊、投送等技術的突飛猛進；而且，國際社會確認的處理國與國關係的準則也逐漸強化，周邊國家的戰略意義已經逐漸弱化。地緣戰略也已經變得不怎麼可靠了。別說在我們跟國際社會和睦相處的條件下，戰略緩衝地帶毫無意義，即使我們跟某大國處於敵對狀態，依靠戰略緩衝地帶確保自己利益的想法也是很幼稚的。……事實上，我們固守的地緣戰略，恰恰招來了不安全——因為我們的地緣戰略是建立在與國際社會敵對的大戰略基礎之上的，一些大國在我們的地緣戰略地帶製造麻煩，根本原因是他們對我們的大戰略有戒心。……我們是不是有這樣的大戰略，並不是我們說說就算數的……就像朝鮮也多次釋放和緩的善意，但在它的體製依然如故的情況下，國際社會幾乎沒有人相信它的善意。我們也是有這樣的教訓的。要讓我們的周邊更安全，僅靠所謂的地緣戰略是不行的，要設法確立我們新的國家大戰略……這個大戰略的基本點是：承認迄今為止仍然有效的上世紀40年代確立的聯合國精神，包括從“大西洋公約”到聯合國一係列準則性文獻所體現的人類現代文明精神；承認人類普世價值和普世規則；接受經濟、政治、文化全球化一體發展的格局；發展並鞏固國與國正常關係，接受國家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民眾的富裕、安逸、文明。
第五、戰爭和維護人的權利的關係。
我比較讚賞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經常播放一戰、二戰、朝鮮戰爭等戰爭題材紀錄影視作品的安排。這一方麵將曆史真相緩緩地釋放出來，同時也將戰爭的不人道麵目展示在民眾眼前，有利於培育民眾的理性戰爭觀。我在很長一個時期，對於世界各地民眾的反戰理念，是持不同意見的。這是因為我們長期受到階級鬥爭理論熏陶的結果。但是如果我們不再沿用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問題，而是站在維護人的權利的立場，本著維護人的基本需求看待戰爭問題，就自然會發現戰爭中的不人道現象，今天的人們已經難以接受了。當然，今天人們對於戰爭中不人道現象普遍不接受的認識，是基於一個重要曆史前提的，那就是，自從二戰結束後，戰爭作為攫取一國、一派自私利益的重要手段，已經不再被視為正當，而且難以實現。戰爭對於一般民眾的故意傷害，已經被普遍被認為是一種罪行。人類文明的進步、國際社會新秩序的確立，也使得人類的戰爭觀發生了莫大變化。
所以，就我本人來說，談戰爭中人道主義問題，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了。戰爭要死人，讓平民為戰爭死去，已經成為一種戰爭罪行。極少有人會公然這麼做。毛當年在社主義國家一次會議上戲言中國為在全世界取得共產主義全麵勝利不惜犧牲3億國民，立即引起與會者一片嘩然。這說明讓國民為主義戰爭犧牲的想法在當時就已經不為人們所接受。但戰爭中軍事人員的死亡，是不是就可以無所顧忌呢？也不是。最近一部名叫《集結號》的電影，似乎在反思這一問題。在傳統的觀念裏，從最高統帥部的全局性戰爭行動，到班一級的戰術行動，似乎都會有犧牲局部、以贏得全局性勝利的部署。這在軍事行動中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軍人不是一般的人。某種意義上說，戰爭中的軍人，本質上就是跟兵器裝備一樣的一種物質力量。在兵不厭詐的軍事行動中，指揮員為取得作戰勝利，不僅有靈活使用這一力量的權力，也有這樣的權利。但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畢竟軍人也是人。在傳統戰爭中，因為指揮員的指揮失誤而造成眾多士兵的無謂死亡，也是不被認可的。所以，即使在傳統的戰爭中，盡可能提高指揮藝術，減少無謂犧牲，也是統帥和各級指揮員所追求的目標。所以就有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最高軍事原則。但如何區分無謂犧牲和必要犧牲的界限？這始終是傳統戰爭中最讓指揮員傷神的一件事。人類文明的進步往往會自動消解文明落後時代存在的許多惱人問題。今天，隨著人們戰爭觀的根本性改變，這個傷神的問題可以說基本不存在了。類似一戰、二戰那樣造成千千萬萬人死亡的世界大戰，人類已經下了決心再也不會讓它重演。即使是正常國家之間為了領土、資源、主權等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而發動戰爭，也被製止，代之以在國際社會監督下的和平談判。那種因維護意識形態、統治者臉麵而發動戰爭，更是被嚴格禁止。今天，戰爭被嚴格限製為：必須得到國際社會認可、以一定的程序確認後由指定的軍事單位實行、且隻是針對國際社會公認的犯罪個人和組織，絕不涉及無辜民眾、並受到相關國際公約和國際組織監督的軍事行為。這類似於一種純法治的警察執法行為。盡管這種戰爭的理想模式在現實中還時常被破壞，但這不妨礙我們竭盡全力去維護這樣的戰爭觀念，並盡可能消除對它的破壞因素。軍事行動中如何對待死人的問題，恰恰能夠體現一個國家一個政治集團的文明程度。都說美國人怕死，的確如此。戰爭中的大量傷亡，往往是美國所忌憚的。因為傷亡的是民眾子弟，這是對民眾利益的極大損害。民眾因為戰爭傷亡超過一定的限度而反對戰爭……國會就會根據民眾的意願立法終止戰爭（不為戰爭撥款就是最好的終止辦法）。戰爭作為實現某種政治目的的手段，也就意味著通過大規模毀滅人的生命、財產來實現某種政治目的，是否還具有正義性？已經引起人類社會的廣泛質疑。在以往的戰爭中，雙方統帥都要估算一場戰役可能的死傷人數，少則數百人，多則數萬人。美國在太平洋戰爭接近尾聲時，以硫磺、衝繩等島嶼戰役的傷亡為依據，估算攻占日本本土有可能還要付出傷亡百萬美軍將士代價，這是美國民眾和政治家都無法接受的結局，所以動用了核武器，以期徹底擊毀日本統治者對人員死傷能夠承受的心理底線……顯然，現代戰爭中的大規模的殺傷，甚至連素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都忌憚了，更何況西方人。二戰成為人類大規模戰爭曆史的終結，也是人類理性發展的一個結果。世界上就有一些國家、政治集團就認為，在跟美國對抗的時候，隻要盡可能多地殺傷美軍的人員，就有可能戰勝它……而今天的國際恐怖組織，也是這樣認為，隻要盡可能多地殺傷美國、以色列以及西方其它國家的無辜平民，就可以獲得成功……於是，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鼓勵不怕死的國家或政治集團在跟類似美國這樣的國家作戰時，常常不惜以10條命換其一條命。為了殺傷5萬美軍，不惜付出自己傷亡50萬的代價。這種思維顯然已經不能為文明人類所接受。從尊重生命的現代理念出發，軍事行動中的一方人員在抵抗毫無意義的情況下被俘，不能無條件地視為政治變節行為。在現代執法性戰爭中，執法人員被犯罪分子俘獲或綁架，也是常有的事情。他們通常成為犯罪分子的人質。解決這一類問題跟通常解救人質的警察行動沒有本質區別。
據說崔永元到韓國參觀“韓戰紀念館”，看到一張成千誌願軍向聯合國軍投降的照片，不禁驚呆了。我想，他不僅是因為照片從未見過的新鮮而感到訝異，更是因為這張照片徹底顛覆了誌願軍“最可愛的人”的光輝形象而感到沮喪。這說明我們的觀念真的需要來一個大轉換：軍事行動中一般的投降跟政治變節是不一樣的。再說，現代文明的合諧社會，政治開放，所謂的政治變節也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今天我所談到幾個問題，不是什麼結論性的，隻是提出來請大家共同思考。我們可以在一定的範圍內進一步加以討論，目的是在國家的領導層麵，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大家都能夠致力於中華民族的複興和億萬民眾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