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綠了，草又黃了；下雪了，雪又化了。杜仲覺得自己的耐心已經到了盡頭。
他開始給軍隊的那個朋友寫信，訴說自己的鬱悶，還有一些幼稚的質疑。那些質疑不可能像後來他的軍人哥們兒認為的那樣，是受到了旁人的“教唆”和“影響”。那僅僅是杜仲本人發自內心的不滿情緒，是與他自身命運相關的牢騷，還有書本和文學作品，在他體內殘存的那些與現實格格不入的情感。他在信中提出了許多難以解答的問題，求教於那位當年敢作敢為將他塞進車廂、帶去反修前線的哥們兒。他完全沒有想到，進入軍隊後的哥們兒已是今非昔比，正在迅速成長成熟。他在閱讀了杜仲的來信後，產生了極大的擔憂，他感到杜仲的想法很危險簡直是太危險了，他必須拯救這一位在自己離開後，隨即迷失了方向的戰友。杜仲的信被果斷地退回到公社，還附有軍人要求公社黨組織幫助杜仲的長信，言辭懇切，希望杜仲迷途知返。這封信對杜仲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不是因為公社與生產大隊為此事召開的一係列批判會、也不是因為杜仲被迫寫下的無數檢討書；而是因為，經曆了幾年來在險風惡浪中的顛簸，杜仲曾以為前方是有岸的，至少還有一條大船一直在與他同行。但此時他舉目四望，茫茫的海麵上，隻剩下了他一個人。風高浪急，視線之內沒有飛鳥沒有島嶼，他的呼救沒有回應；小船已經漏水，再來一個浪頭船就會傾覆了。
杜仲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孤獨，還有絕望。
杜仲明白自己是走投無路了。這封被退回的信，足以斷送他原本就已經十分渺茫的前途，他決不會再有轉機和出路可言。
盡管如此，他仍是認真而痛心地對自己信中的妄言，一遍一遍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檢討，顫抖的鋼筆在他的中指上嵌下了硬幣樣的繭子。元旦即將來臨時，他的脊背上長出了一個通紅的癰疽，然後是持續的發燒。那時知青們都已準備回H城探家，大家都沒心思再對他窮追猛打，公社革委會批準他去北安看病，他搭乘了一輛牛車再是“熱特”再是長途汽車，在北安醫院做了一個門診手術，拿到病假條後，他跳上了開往H城方向的火車。
1971年年初的一日，杜仲在H城舊居門口的封條前站了很久，他忍不住輕輕地晃動房門，竟發現塵封已久的門鎖已經不那麼結實。他轉身而去，在一家僻靜的雜貨店買到了一把鉗子和一個手電筒。那天晚上，他躡手躡腳地接近了自己曾經的家，然後順利地破門而入。久無人居的房間裏，濃重的黴味與灰塵的氣息險些令他窒息。他並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他隻是想來看看，看一眼而已。殘破的家具中，也許還能找到一點什麼有用的東西。手電筒微弱的亮光下，他的影子如鬼魂般無聲地挪移，歪倒的衣架傾斜的櫃子和滿地的紙片，再次提醒著他的孤獨與絕望。他在地板上疲倦地坐下來，一仰頭，看見了牆上的那個鏡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