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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亮
知道曼新的傳記即將出版，很高興，心裏暗暗地說：真不容易！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二十多年間，我和曼新生活在同一塊稱為寧夏的土地上，還在同一個“生產建設兵團”。我屬於“勞改勞教釋放犯”，他是所謂的浙江“支寧青年”，真應了當時風行的一條語錄說的從五湖四海走到一起來了。他所在的農場（那時稱為“團”）離我勞動改造的南梁農場僅一渠之隔。他雖然是幹部，但在講究家庭出身的階級鬥爭“年月，非”貧下中農“出身的他，也是被打入另冊，遭其他人尤其是”革命領導幹部“歧視和排斥的，在提倡幹部”要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口號下，他其實與一般農工沒有什麼區別，享受不到幹部的特殊待遇。於是，他自然對我這個專政對象，著名的”右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抱有同情。有一次，他竟跑到電影《牧馬人》再現過的那間我居住的破爛土坯房裏來看我，這是需要很大勇氣的。當時的情景我已忘卻了，但可以想象即使見了麵也不敢說什麼話，四目相對而已，似乎一切盡在不言中了。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中國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我與他再次見麵，時間一下子竟跨到三十年後的1995年了，而地點卻是在異國他鄉——匈牙利的布達佩斯。那年，我應匈牙利華人聯合會的邀請隨寧夏電視台一同訪問匈牙利，匈牙利華人聯合會是曼新創辦並主持的旅匈華人團體，因而實際上也就是曼新出麵邀請我們寧夏“老鄉”。在布達佩斯，我們才有暢談的機會，不勝感慨唏噓，回憶在“兵團”的日子，如同隔世。雖然我在國內就聽到過許多寧夏人隻要一走出寧夏仿佛就長出了翅膀的事例，但曼新走出國門後短短幾年就獲得令人矚目的成就還是令我吃驚。他的奮鬥曆程，這本傳記已經有所記載，不用我贅述，我僅就個人所見的一次旅匈華人聯合會向匈牙利人分發印有“中國”字樣的T恤，就看到曼新的組織能力和熱情。那天，是布達佩斯建城一千年紀念，這在匈牙利是個盛大節日，布達佩斯傾城狂歡，張燈結彩，夜空被焰火塗抹得五彩繽紛。曼新白天主持由旅匈華人邀請來的國內藝術團體在廣場演出節目，晚上帶領華人組成的車隊參加遊行，為布達佩斯更增添了“異國”情調，受到布達佩斯政府和群眾的歡迎。布達佩斯市民爭相領取他們分發的節日禮品，場麵熱烈，而一切花費都是曼新號召旅匈華人主動捐款籌辦起來的。曼新和旅匈華人不放過任何一個宣傳祖國及向所在國人民群眾表達友誼的機會，讓我們這幾個來自寧夏的訪問者深為感動。的確，在布達佩斯的一周裏，曼新和我們談得最多的，仍然是怎樣幫助他曾生活過的寧夏，為寧夏的“脫貧”盡一分力，用政治術語說，可謂是“向前看”的。過去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早已置諸腦後，表現了曼新豁達大度的胸懷。
所以，據我看，曼新對旅匈華人的影響，不僅在於他的組織能力，在於他為人正派公道，在於能為華人爭取合法待遇的勇氣，更多的還是由於他對祖國的一片赤子之心的感召。也正因為他具有愛國熱忱，才會去組織華人，才會不遺餘力地為旅匈華人謀利益，才會辦一張《歐洲之聲》，並隨時隨地地宣傳祖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用各種方式力圖將中華文明傳播到海外各個角落。這並非誰賦予他的任務，完全出自他的主觀能動性，出自他的內心，因而才是最可貴的。
他不僅自己身體力行，還將他的家人及周圍的人都調動起來。他的幾個子女也給了我深刻印象。他們都是在寧夏農場出生長大的，早就領略到生活的甘苦，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他們很快就適應了異國，掌握了匈牙利語，鍛煉出很強的辦事能力，人人都能獨當一麵。從這一家人身上，可以看出中國人那種頑強堅韌的開創性品質。我想，讀了曼新這本傳記後，會促使在市場經濟大環境中的讀者產生出開拓自己一份家業的自信。這應該是這本傳記最重要的價值。
《左傳》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中國自古以來對做人的終極目標就有定下“立德、立功、立言”的傳統。曼新不是文人，他做的多，說的少。“言”方麵沒有“立”下什麼，但在“功”與“德”二者上，他確實有很多值得一般人借鑒和學習的地方。“將相本無種”，市場經濟是本源於個人的、本質上是自由的一種社會形態，它給每一個人都提供了無比廣闊的活動空間，曼新既然能隻手打天下，“風風火火”闖歐洲，那麼，生活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形態中的人們，又何嚐不可憑借個人的能力開創出一片局麵？要知道，曼新剛剛到匈牙利時，比現在國內的下崗工人艱辛得多，舉目無親，誰也不會發善心救濟他們一分錢。我親眼看過他們全家在多瑙河畔擺地攤的那一方石板地，想想他們那時淒涼的情景，怎樣料想到他們有今天的成功？所以，我覺得這本傳記的出版，會給很多中國讀者以希望。我以能給這本傳記寫序為榮。
（作者係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學藝術家聯合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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