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屈原（3 / 3）

從漢代以來至清朝末年的兩千年間，解釋《楚辭》的注本雖然很多，但大多亡佚了。流傳下來的注本，遊國恩認為較有影響者有以下10種，即：東漢王逸《楚辭章句》17卷，北宋洪興祖《楚辭補注》17卷、《楚辭考異》1卷，南宋朱熹《楚辭集注》8卷、《楚辭辯證》2卷，明汪瑗《楚辭集解》8卷、《蒙引》2卷、《考異》1卷，明清之際王夫之《楚辭通釋》14卷，錢澄之《楚辭屈詁》不分卷，清林雲銘《楚辭燈》4卷，王邦采《離騷彙訂》4帙、《屈子雜文箋略》2帙，蔣驥《山帶閣注楚辭》6卷、《餘記》2卷、《楚辭說韻》l卷，戴震《屈原賦注》10卷、《通釋》2卷、附汪梧鳳《音義》3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注本和研究論著更多。

關於屈原作品的評價，王逸說：“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劉勰說：“故《離騷》、《九章》，朗麗以哀誌；《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瑰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利）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李白盛讚“屈平詞賦懸日月（屈原的詩歌像高懸在天空的太陽、月亮一樣光芒萬丈）”。杜甫立誌“竊攀屈宋宜方駕（我要努力攀上屈原、宋玉詩詞的高峰同他們並駕齊驅）”。北宋邵博說：“《楚辭》文章，屈原一人耳。”蘇軾說：“吾文終其身企幕而不能及萬一者，推屈子一人耳。”明蔣之翹說：“予讀《楚辭》，觀其悲壯處，似高漸離擊築，荊卿和歌於市，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淒婉處，似窮旅相思，當西風夜雨之際，哀蛩（窮）叫濕，殘燈照愁；幽奇處，似入山徑無人，但聞猩啼蛇嘯，木魅山鬼習人語來向人拜；豔逸處，似美人走馬，玉鞭珠勒，披錦繡，佩琳琅，對春風唱一曲《楊白華》；仙韻處，似王子晉騎白鶴，駐緱（勾）山最高峰，吹玉笙作鳳鳴，揮手謝時人，人皆可望不可到。”清沈德潛說；“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如太空之中，不著一點；如星宿之海，萬源湧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夫以下，數人而且。”王國維說：“大詩歌之出，必須侯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象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驛騎而後可，斯即屈原其人也。”魯迅先生說：“在韻言則有屈原起於楚，被讒放逐，乃作《離騷》。逸響偉辭，卓絕於世。後人驚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產，故稱《楚辭）。”魯迅先生評價《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肯定《史記》史學價值的同時肯定了《史記》的文學價值，與《史記》具有同等價值的是《離騷》。郭沫若先生對屈原和屈原作品的評價，本書隨處可見，下麵的這段話更加耐人尋味，道出了屈原及其作品與中華民族的關係：“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統一中國的功名和產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兌換了。……由楚所產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產生出的《楚辭》，無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國統一著的。中國人如果不滅種，中國文如果不消滅，《楚辭》沒有毀滅的一天。楚人的功勞是不朽的，屈原是會永遠存在的。”

1982年端午節，由湖北省社科院、社科聯、文聯發起，邀請全國18個省市約120多名屈學專家和作家、藝術家在屈原故鄉秭歸舉行第一次全國性“屈原學術討論會”。1983年8月、1984年5月分別在遼寧大連和四川成都舉行兩次全國性“屈學研討會”。1984年端午節在武漢成立全國第一個屈原研究團體——湖北省屈原研究會（後更名學會）。1985年4月在嶽陽成立湖南省屈原學會。同年端午節在楚國郢都遺址，今湖北省江陵縣召開中國屈原學會成立大會，著名楚辭研究專家薑亮夫教授被推舉為名譽會長，另一位楚辭研究專家湯炳正教授當選為會長。至1998年5月，中國屈原學會先後在浙江富陽、湖南汨羅、貴州貴陽、山西臨汾、湖北江陵和廣東深圳召開了6次年會。除全國性活動外，各省市屈學研究活動也方興未艾，僅湖北省屈原學會便先後在武漢、黃石、襄陽、恩施、江陵、宜昌等地召開了多次年會，獲得多項研究成果。1999年端午節，中國屈原學會再度回到屈原故裏秭歸、學會會長褚斌傑教授蒞會主持，為20世紀的屈原研究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屈原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前蘇聯著名漢學家H。T。費德林在20世紀70年代就提出了“屈原詩歌的獨特性與全人類性”的重大研究課題，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屈學研究的興趣。以研究內容為標誌區分，國外學者對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種趨向：一種以前蘇聯H。T。費德林、E。A。謝列勃裏雅可夫和匈牙利漢學家F。托凱為代表的傳統式，著重從屈原作品本身探討其藝術價值及其在世界文學史的地位；一種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貞夫、稻畑耕一郎教授為代表的學院式，著重對屈原詩歌進行考據和詮釋；一種以美國漢學家詹姆土。R。海陶瑋、勞倫斯。A。施奈德，英國漢學家戴維。霍克思，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德國漢學家衛德明為首的西方式，著重從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國古代政體中君臣之間的微妙關係，深入探討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學創作的曆史文化背景與內外條件，施奈德的專著已經反饋到中國。稻畑耕一郎教授專程來華出席中國屈原學會成立大會，許多日本學者甚至認為古代的楚國“是日本人的故鄉”。

屈原精神作用於古代，也作用於當代。愛國主義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國家和社會的凝聚力，檢驗個人行為的試金石。屈原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有人勸他離開楚國。憑他的才華和聲望，列國君王都求之不得。諸侯爭霸的戰國時代，人才的流動具有廣泛的市場。許多有識之士在本國得不到重用，便去列國謀求發展。特別是那批以遊說為業的縱橫家，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耿耿丹心的屈原卻是“去國不忍”。他報國未遂，遠離楚宮，仍“眷顧楚國，係心懷王”，不願離開生他養他的故土。屈原精神的偉大，在於他可以出走而堅決不走。“鳥飛返故鄉，狐死必首丘”的愛國情懷，在他自身的行為中堅持不渝。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屈原之後，如北宋的楊業，南宋的嶽飛、文天祥，明朝的史可法，南明的夏完淳，清朝的林則徐、鄧世昌，到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兒女林祥謙、施洋、夏明翰、吉鴻昌、江竹筠等，為國捐軀，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使站在他們麵前的劊子手嚇得發抖。“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恨不為國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愛國主義的旗幟在他們手裏越舉越高，使他們成為民族的象征，為理想敢於拋頭顱灑熱血的真的猛土。“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

屈原長眠九泉兩千多年，居然在20世紀中葉“活”了過來，登上“波音’飄洋過海，瀟灑地走進號稱文明國度的西方世界，闖進神聖的高等學府，叩開知名學者的書齋，磁鐵般地吸引他們擁抱他、崇拜他、研究他。這是人格的力量，文學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是中華民族5000年燦爛文化的拓展與延伸，超越時空的世界性傳播，所有炎黃子孫都引以為榮。

1953年，屈原以詩人身份同波蘭的天文學家哥白尼，法國的文學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和民族運動領袖何塞。馬蒂一道，成為世界和平理事會決定當年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