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在銀川的時候，他們家的蹦蹦和彤彤就常到我們家來玩。”韓運波也搶過話頭，來了個當仁不讓。
韓覺民略微調整一下坐姿，與筆者構成一個斜對麵進行交談的角度，曆史的記憶便隨著他那清晰的話語在筆者的采訪本上鑄成了文字。
一九五七年籌備成立寧夏回族自治區時，當時身為河北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的韓覺民因是回族，便從河北調到寧夏，參與自治區的籌備工作待自治區成立後，他暫任自治區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和統戰部副部長。次年，何青林也由河北調往寧夏，後來擔任自治區婦女聯合會主席。
一九六○年年初，由於寧夏回族自治區主要負責人搞階級鬥爭擴大化，以反地區民族主義的名義，羅織罪名，將韓覺民等十三個處局級以上的幹部打成“反黨集團”。韓覺民被開除黨籍，撤銷行政職務，下放到張曼新所在的前進農場第八生產隊勞動改造。這次階級鬥爭擴大化，為寧夏開展“雙反”運動拉開了恐怖的序幕。
作為行政十級幹部的韓覺民被下放到第八生產隊，當了一名副隊長兼管理員。可是，他不會打算盤，要當管理員，怎麼算賬？
這時，來了一個熱心人，幫助他化解了難題。
這個熱心人不是別人，就是當時年僅十七歲的生產統計員張曼新。
韓覺民與張曼新，一個年已四十一歲，一個年方十七歲，從年齡上講韓覺民之於張曼新完全是父輩。所以，韓覺民覺得張曼新年輕、單純、正直、勤快，還有一副火熱的心腸，從心裏格外喜愛這個小夥子。尤其是到了“低標準”時期，加之殘酷的“雙反”運動，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浙江支寧青年都跑了，張曼新卻“紮根邊疆”的意誌不動搖。
一天，張曼新向生產隊的領導幹部提出申請，回浙江探親。
韓覺民聽說後，憂慮地問生產隊支部書記劉積勝：“張曼新這一走，還會回來麼？”
劉積勝知道韓覺民的擔憂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第八生產隊的六百名浙江支寧青年，目前隻剩下包括張曼新在內的四五個人沒逃離西大灘了。如今，張曼新提出回浙江探親，是不是也是一種逃之夭夭的借口呢？
“他會回來的。”劉積勝回答得非常肯定，那口氣充滿對張曼新的信任。
果然，張曼新在三十天假期之內一天也沒誤地從浙江回到了寧夏。不僅如此，他還把他父親張式春和弟弟張曼林同時拉到了西大灘。
“多麼好的青年啊！”韓覺民發自內心地讚賞張曼新，兩個人成了忘年之交。
一年後，韓覺民調到銀川市公共汽車公司任黨委副書記，在離開第八生產隊時，因行程緊張，沒有見到張曼新，就匆匆離去了。
到了一九七一年初，自治區黨委召開落實政策經驗交流會，會議地點在自治區交際處禮堂。
參加整個自治區落實政策經驗交流會議的，有來自自治區所有專區和十幾個縣以及基層大單位的一百多名負責落實政策工作的領導同誌，還有自治區黨委落實政策領導小組的負責同誌和自治區黨委落實政策辦公室的負責人。
當會議主持人宣布“請農五師黨委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人介紹他們落實政策的經驗”時，與會同誌的目光立刻凝固了，隻見年僅二十七歲的張曼新大步流星地走到主席台，禮貌地向參加會議的領導和代表點頭致意，從容地坐在擴音器話筒前，不驚慌，不怯場，手持講稿，卻不照本宣科，提綱挈領地講了他們落實政策的做法和體會，言簡意賅，條理分明，並附以大量鮮為人知的活生生的事例，使二十多分鍾的發言生動活潑，精彩紛呈。
張曼新發言結束後，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同時，引起台下與會代表們的紛紛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