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眼裏的葉挺，與葉挺舌戰蔣介石的“點驗”官。
中國堪稱高級學府的北京大學美麗的校園裏，在楊柳依依、一泓綠水搖籃似的蕩漾著陽光的未名湖畔，矗立著一塊一米高的長方形石碑，石碑上竟鐫刻著一個大鼻子美國人的名字：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
一個大鼻子美國人為何能得天獨厚地占領這樣的風水寶地？他有什麼獨領風騷之處？
原因是這個出生在美國堪薩斯州一個貧苦家庭的名叫斯諾的美國人，自1930年以後遍訪了中國的主要城市，目睹中國波詭雲譎的政治風雲。1931年，“九·一八”事變，斯諾看到了日本帝國主義關東軍炮擊沈陽和侵占吉林及黑龍江的情景，也領略了蔣介石命令東北軍“絕對不能抵抗”並撤至山海關以內的狼狽景象，1932年發生的淞滬戰爭和1933年的熱河戰爭，斯諾也親眼目睹，使這位多思又“好管閑事”的美國年輕人對中國的命運從腦裏子甩出一連串憂慮的問號。1936年他涉險到達剛剛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在陝北立足不到一年的紅軍部隊，與雄才大略的毛澤東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並在紅軍部隊和找有關人士反複采訪後，以激動不已的心情通宵達旦地寫作並出版了一本《紅星照中國》（中譯本為掩護出版定名為《西行漫記》），向世界道出了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延安，而中國革命的前途在紅軍部隊，在於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一大批出……越的共產黨領導人。
毛澤東高興地說：是這個大鼻子的美國年輕人第一次向世界介紹了紅軍，介紹了共產黨，介紹了中國革命。埃德加·斯諾不僅是中國革命的好朋友，也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這個被毛澤東稱為是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的大鼻子美國人斯諾，當年就追蹤采訪過葉挺。
這時正在改編新四軍的葉挺忙碌得腳後跟不沾地。軍務紛繁，百事待舉。
新四軍的編製和幹部任命問題，與國民黨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沒完沒了的扯皮。最後，批準新四軍編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四個遊擊支隊，陳毅、張鼎丞、張雲逸、高敬亭分別擔任以上四個遊擊支隊的司令。但是，對於項英任新四軍副軍長，張雲逸任新四軍參謀長，周子昆任新四軍副參謀長，南京方麵的蔣介石就是不鬆口。最後，葉挺經過給從上海退逃後被蔣介石委以軍委會政治部部長並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武漢衛戍總司令和湖北省主席的陳誠，以及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並管轄新四軍所在地區的顧祝同接連寫了幾封措詞嚴厲的信，總算得到了解決。
可是，關於新四軍的軍費問題，盡管葉挺不遺餘力地奔走，可謂動用了十八般武藝，方由原來國民黨軍政部預定的6萬元增加到9萬元，雖小有改觀，但離實際需要相差甚遠。
“你呀，這陣子嘴上都磨掉一層皮。”葉挺的愛妻李秀文看著每天回來後疲憊不堪的丈夫，心疼地說，臉上泛起一縷憂慮的雲翳。
“這叫好事多磨，誰叫我立誌獻身革命哩。”葉挺坦然一笑。
“恐怕你再找國民黨方麵爭取可能性也不會太大了。”李秀文給葉挺沏了杯釅茶，為的是叫他提提精神，緩解一下疲勞。這也是葉挺的習慣。
葉挺感激地接過茶杯，一連呷了幾口，安慰她說：“有誌者事竟成，天下的事都是人辦的。我想來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一方麵公開向國民黨訴諸困難，一方麵抽出身來去廣州和港澳地區找找老朋友籌措些槍支物資，你看如何？”
“我看是個好主意。”
“那我即日出發。”
“我與你同行。”
“那是自然，夫倡妻隨嘛！”
“你就是個樂天派，看你都忙成這個樣子了，還有心思開玩笑。”李秀文臉上燦若彩霞。
就這樣，葉挺偕妻子李秀文先到了廣州籌措一些軍用物資，又馬不停蹄地來到香港。
葉挺剛剛到達香港的下榻處，一個高個子的年輕美國人操著半生不熟的中國話，自報家門地稱自己名叫埃德加·斯諾，是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的特約通訊員，聽說葉挺前不久訪問過延安，見到了毛澤東，又到了南京，見到了蔣介石，根據國共兩黨的任命擔任新四軍軍長，特地從廣州趕來采訪他。
“啊，斯諾先生，久仰大名，請坐。”葉挺已經聽說有個名叫斯諾的美國記者到延安采訪後寫了一本《紅星照中國》的書，轟動了美利堅合眾國，不久改名為中譯本的《西行漫記》又轟動了延安革命根據地，也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國民黨統治區傳播。一個外國記者具有如此敏銳的政治觸覺和分析及預見能力，實在難能可貴。所以，盡管葉挺很忙，也很累，還是欣然表示接受他的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