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永哲”借助“石川一郎”之手 ，讓“石川一郎”深入到“永田一成”的項目中去。
隻有這樣才是最安全的，因為他知道“永田一成”無論如何，也不會讓他處在核心機密之中，因為他是韓國人，這是致命地方！
在“司空永哲”看來：國籍往往是世界觀和價值觀，以及命運觀的一個重大區隔。為了國家，可以犧牲家庭和個體，這是任何國家一直推崇和鼓勵的！從古至今，亙古不變，當然，國家都是在一直變化的。
“司空永哲”更知道，國家和民族大義是指當民族危機深重，國家民族麵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臨危不懼，乃至獻出生命，格守民族忠義氣節；在國與國交往中，就會勇於維護祖國的尊嚴，為國增譽的精神。
“司空永哲”喜歡和中國人打交道，根據他了解的情況，在中華民族傳統倫理的善惡觀念裏，利國、富民的根本思想和反對祖國分裂、抵抗外族侵略的愛國主義傳統，占有突出的地位。孔子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等，這些思想主張，是中國古代富於民主性和人民性思想的內容之一。
“司空永哲”很欣賞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他覺得這是一種大國文化，是一種民族大義！
當民族危機深重，國家民族麵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各階層民眾毅然奮起抵抗，保家為國，湧現出像屈原、嶽飛、文天祥、鄭成功、林則徐、秋瑾等那樣的一大批民族英雄，譜寫了彪炳史冊的愛國主義篇章。他們的英雄氣概、崇高品格和豐功偉績，至今仍是激勵中華民族前進的巨大精神力量。
愛國愛民，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和熱愛態度。愛生我養我的這片鄉土，愛壯美秀麗的祖國山河，愛我們身邊相識或不相識的同胞手足，愛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這是炎黃子孫千百年來沉積下來的一種最深厚的情感。這種情感，充溢著神聖的責任感和崇高的獻身精神。有了這種情感，在國家民族危難的關鍵時刻，就會挺身而出，臨危不懼，乃至獻出生命。
“憂國憂民”意味著對祖國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注。曆史上，多少誌士仁人以不同的方法傾訴著自己憂國憂民的情懷，實踐著個人愛國愛民的心願，他們或四處遊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時時刻刻不忘國難，為國分憂；或忠於職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商朝的伊尹，目睹夏桀的荒淫殘暴，嘔心瀝血地輔佐湯王，使湯王得以“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把夏桀滅亡。春秋的管仲，不計前嫌，輔佐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戰國時代的屈原，更堪為此典範。屈原，我國曆史上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他學才廣博，忠心為治，由於遭讒言被流放於沅湘地區，過著以淚洗麵的歲月。當楚國都城郢被秦國攻破，他眼見國破家亡，人民流離失所，多年的憂憤達到了極點，就抱著石頭，投到汩羅江中自殺了，以身殉國。兩千多年來，人們一直傳頌他的愛國主義精神，每逢五月初五，人們都要包粽子和在江上劃龍舟來紀念他。
陸遊，南宋愛國詩人，越川山陰人。他一生都積極主張抗金，恢複中原國土，故一直受投降派排擠，但他的信念始終不渝，66歲退居山陰，仍關心國事，縱然“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但仍然要兒子祭奠自己時，把王師北定中原的好消息告訴他：“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有著悠久的曆史，無數愛國者為了人民的利益，國家的生存，不屈不撓，反虐抗暴，英勇鬥爭。在商朝，紂王暴虐荒淫，發明了“酒池”、“肉林”，殘害國人。當時，箕子、微子都曾屢勸紂王，但紂王始終不聽，微子因此棄國逃走。箕子怕遭紂王報複假裝瘋癲，扮成奴隸，唯有比幹仍堅持進諫，他說：“君王有過失而不用死力爭，使百姓受苦，那是為人臣所不齒的。”於是他直率地勸說紂王，列舉了紂王的暴行，要求他以國事為重，予以改變。紂王卻大發雷霆，將比幹剖心而死。比幹為了國家前途不惜直言犯上，冒死力爭，雖然他身受酷刑而死，但他反虐抗暴的美好節操卻永世為人們懷念。在秦王朝，暴政如瘧、民不聊生，陳勝、吳廣揭竿起義就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豪言壯語，率領起義隊伍與秦王朝展開鬥爭。其勇敢的精神、正義的感召力帶動了全國老百姓，一呼百應，給秦王朝以沉重的打擊。公元前548年，齊國大夫崔杼把國王殺了，篡奪了王位，太史官便如實地記下“崔杼弑君殺君是天下的罪惡，名聲很壞”。於是崔杼大怒，下令把這位太史官殺了。太史的弟弟承擔起哥哥的職責，取出新的竹簡，寫上同樣的話，結果又被殺死，於是第二個弟弟又照樣如實記載，又被崔杼殺死。而第三個弟弟又寫了出來，崔又殺其三弟，而太史的第四個弟弟又站出來，寫下了同樣的話，崔杼被這種精神所震懾住，隻好放過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