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越過去，這個作品的意義越被證明著。正如當年所預知的那樣，房地產價格全麵高漲、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問題無法有效解決已經是長期存在的問題。而廣大“房奴”——貸款買房的普通消費者由於承擔巨大的個人信貸壓力徹底失去了選擇城市、工作乃至生活方式的自由，這是對於人性與人身自由最大的禁錮與壓抑。
梁克剛如當代藝術的一帖清醒劑，不失真摯，不丟道義，不忘本分——把自己放到風險的入口，讓更多的真相浮出水麵。這些年來，他在國內外主持策劃了上百個當代藝術展覽以及幾十個文化交流項目，其中既有中外藝術家的個展也有參展者超過百人規模的大型藝術展。他還同時參與了數十家民營美術館的籌建、創辦與管理，已經成為中國藝術圈最活躍最專業的藝術策展人之一，最有經驗的美術館管理專家，以及一位敢於仗義執言針砭時弊的文藝評論家。
青島的當代藝術圈幸虧有了克剛，人們這樣說。他一直在製造青島當代藝術家與國內一線當代藝術家同台展示交流的機會。梁克剛回來，也是青島的當代藝術家們小聚一番的理由，聽他調侃或洗刷國際藝術界標新立異的藝術作品，是大開腦洞的好時機，是重建體係的好時機——當然，也是自找糾結的好時機。
梁克剛的領袖風範或許與他小學戴“三道杠”、大學期間被授予優秀共青團員、“新長征突擊手”、市級勞動模範的經曆有關。至少，這樣的成長經曆構成了他良好素養的一部分。
1975年，他被母親從內蒙古包頭送到青島的外婆家讀小學，藍天碧海紅瓦綠樹與黃沙漫漫的西北鋼城之間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把6歲的男孩鎮住了。“可以說我比大多數土生土長的青島人更愛青島，青島就像我的初戀情人，是永遠的清純藍夢。”
外婆家在黃島路17號，西城最大的裏院。梁克剛就近讀了芝罘路小學。1980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九中，1986年考入青島建工學院學習建築設計，同年開始參加包括“露天畫展”在內的美術新潮運動。
梁克剛說，青島感情裏堅實的一部分，就在當年一起探索前衛藝術運動的老朋友之間，很具體，不抽象，“如果沒有這些老戰友，可能我與青島的聯係也會淡漠很多。”
除了策劃嚴肅而學術的展覽，創作具有觀念性的作品，梁克剛也擅長用“吐糟體”開當代藝術的玩笑。從2014年5月開始，梁克剛連續三年趕赴香港巴塞爾藝博會，即興編撰的圖文並茂的吐槽體文本在微信、微博等社交網絡上被瘋狂轉發數百萬次，梁克剛被網友譽為“吐槽帝”並一舉成為藝術圈的網紅。“吐槽香港巴塞爾”也成為藝術界影響最為廣泛的網絡熱門事件。
這一兩年，梁克剛的臉上時常浮現出疲憊。他睡不好——即使在家鄉，在母親所在的地方，失眠仍然是一首不知如何收尾的詩。大家心疼了。可他較真，既已踏上了“歧途”，情願背負到底。
私聊
阿占：在各種藝術樣式大爆炸、各種創新媒介擠壓的當下，想靠繪畫生存下去真的是越來越難了。
梁克剛：工業革命和照相術終結了古典藝術，之後風起雲湧的現代藝術運動及其後興起的觀念藝術大潮徹底改變了藝術的使命、路徑、職能和麵貌。裝置、行為藝術、大地藝術、影像、新媒體、數字藝術等在媒介上的不斷拓展帶來幾近無窮的呈現，可能把繪畫擠入更加寂寥的境地。顯而易見的是繪畫在今天的當代藝術格局中的處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邊緣、困頓與艱難。真正有著當代文化意義的繪畫創作再也不可能是一種愉快的修身養性和淋漓盡致的情感宣泄了，而是充滿了思辨的痛苦、突圍的焦慮和意義的不確定性。當然那些負責裝飾中產階級家庭牆麵的小清新繪畫不在此討論範圍之內。所以今天做一個執著於繪畫有真正的學術追求的藝術家絕非易事，沒有發乎身心的強烈熱愛幾乎是無法堅持下去的。
阿占：藏家們也應該學習如何提升自己。
梁克剛：這個世界有兩種不同的藏家——靠耳朵買的人，到處道聽途說，把藝術當股票當投資；而靠眼睛買的人，相信自己的直覺與品味，把藝術當喜好。後一種人越多，藝術市場越健康。
阿占：如何在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中尋求互相溝通的方法？
梁克剛：中國的文化跟著西方跑了這麼多年，一直在學他們這兩百多年的東西，而中國傳統千餘年的文化被擱置不用，實在是荒唐。在現在的時代背景下，更多發掘自身的文化基因，相比於依舊遵從西方的美術史來說，有意義得多。
阿占：“吐槽帝”身份，讓你像“90後”一樣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
梁克剛：吐槽是我做的一個實驗。我當時的出發點就是想看看一個人用一部手機到底能幹成什麼？我其實是在研究，在一個移動互聯網和自媒體時代，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怎麼去放大一個效應，怎麼去傳播？微博時代我就在做實驗，專注地去研究自媒體，包括一個互聯網，它能給藝術家帶來什麼可能性。漸漸地我發現，互聯網這個領域，特別沉重的東西大家不願意去傳播，一個調侃的、輕鬆的方式，帶來的傳播效應卻是非常巨大的。藝術家不是社會學家，不是政治家，藝術家要學會用藝術的方式來表達，那是一種更巧妙的、經過轉換的方式。實際上，我做了這個實驗以後，我自己最大的體會就是把一個事說明白非常簡單，把一個事說有意思太難了。
大叔的心術
他站在伊斯坦布爾的地中海季風裏給自己起了個土耳其名字。
房價再怎麼翻雲覆雨，Ozan都沒有打聽過。他隻關心華語世界最棒的文案策劃、打榜歌、小眾暢銷書、新媒體動態以及下一站去往哪裏。身為中年大叔，不買房子不買車不結婚，一心隻做窮遊世界的精神富人，他似乎鐵了心要把這種案底坐實。
Ozan是他給自己起的第三個外文名字，土耳其語，意為“詩人”——聽上去顯然比英文的弗蘭克和法文的亨利更有派頭。去年夏天，他站在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布爾的地中海季風裏，在諸多的帝國遺跡之間為這個名字找到了靈感。
Ozan的靈感似乎永遠來自於行走，青島的老城新城，中國的大江南北，以及西亞、北非、澳洲大陸、美洲大陸、大半個歐洲……他一邊行走，一邊記錄民風，一邊塑造世界觀，同時將所見所聞應用於工作之中，憑借美業觀察報道、傳統時尚雜誌派對營銷、趣味好玩的短視頻訪問等等最新的工作方式賺取費用，嘻哈雅痞，歡快有勁。
於是，有人羨慕他，有人覺得他與主流價值體係距離太大，有人覺得他“膽兒肥”——
“你整天去這裏那裏的，會不會很危險？”
“窮遊要睡外國的大通鋪，什麼膚色的都有，沒有性騷擾和艾滋病嗎？”
“東西被偷過嗎？上廁所的時候，誰幫你看行李？”
麵對著提問者的滿臉不解，Ozan說：“如果你內心感覺安全，這天下就是安全的。如果你腹黑，內心藏著槍林彈雨，到哪也不會安全。”
“一人旅”族群，淨是些少花錢多看世界的人，所以，友善是他們最好的功夫招牌。Ozan始終記得一句話，“一路微笑，就會到達目的地。”他就這麼微笑著，被各種膚色各種母語的人善待，到達了一個又一個目的地，並將這樣的經曆稱為“無聲的感人”。
在伊斯坦布爾，他拿出事先備好的土耳其語地址，向迎麵走來的一位老人比劃著問路，老人立刻就明白了，領著他找到了伊斯坦布爾大學。“我跟在老人後麵。我們誰也不說話。走在起伏的馬牙石路上，我恍惚回到了少年的波螺油子。走過街邊的露天茶坊，老人會隨手從攤位上拿起小塊方糖咽下，我想，他可能是低血糖犯了……”
在伊朗，他搭乘長途大巴從伊斯法罕到設拉子，一路上與車廂裏的伊朗大叔互動，交換背包裏的零食。大叔們都是退了休結伴去爬山的，每人胸前一簇大胡子，非常卡通。
抵達目的地已是傍晚。因為擔心“趴活兒”的野司機欺生亂要錢，最熱心的那個大叔直接把Ozan提溜到出租車窗口，見他零錢不夠，又幫他墊付了一部分，而這些都是在使用各自母語的前提下完成的，Ozan將此界定為“古波斯與大秦深厚的友情傳承”。
在印度拉賈斯坦邦的二級城市烏代浦爾，因為買了畫在駱駝骨片兒上的藝術品而花光了現金，Ozan叫了一輛“突突車”滿城跑了三遍才確認沒有銀聯卡取現的網點。他已經做好了連夜逃票搭火車去省會城市齋浦爾取錢的準備。情急之下，Ozan打算先去向畫駱駝骨片兒的年輕人求救，看看他能否退現，然後重新以刷卡的形式付款。年輕人幫Ozan想了一個辦法——信用卡套現。他帶Ozan到隔壁的古董店辦理了此項業務。古董店老板收取了3%的手續費。年輕人當時客氣地要幫Ozan付這筆手續費，說都是他的疏忽——即使隻是客套，也優化了他在Ozan心中的形象。
隨後從孟買，到果阿，又到科欽，一路上的半個月裏，這個年輕人經常給Ozan發郵件，內容都是日常生活，包括連續參加了五天的婚禮，每天跳舞唱歌很累啊，店裏的夥計找到新女朋友了……諸如此類。Ozan也給他回郵件，分享路上的有趣經曆，發風景和美食照片。
Ozan背包行的路徑越來越寬，也越來越遠。他說旅遊是遊玩，旅行是學習。通過旅行，這些年來，他在內心搭建了一個精神宮殿，活出了人生的許多麵，思想之新銳，信息之新鮮，絕對不輸任何一個“90後”。他不必再仰仗莫西幹發型、機車裝、麻質料字母袋等時尚標配為自己減齡，有了內心的篤定，他不再介意年齡，“大叔”的稱謂讓他覺得即將到來的“中年”那麼值得期待。
從台東職大起步的Ozan，身上既有草台班子的隨意，也有夾縫生存所練就的機智，人生幾番沉浮，在一本時尚雜誌做到了策劃總監的位置。他的兩大愛好，脫口秀和藍調布魯斯，前者治好了他的結巴，後者使他能對黑膠曆史如數家珍，野生的非學院派經曆讓他出口成料。
不是“一人旅”的日子，Ozan會定期坐公交車去台東步行街找靈感，此地界的喧嚷已經與他的雅痞氣質不相符了，他仍會按時造訪，尋找一種瞬間還俗的熱烈感受。
“其實沒有所謂主流，身處嘈雜人群，卻能找到適合自己性格節拍的生活就是最恰當的。我相信生活不隻一麵。”——這才是中年大叔在時間這座煉丹爐裏練出的心術吧。
阿占：你似乎極力在做一個精致的單身者。
OZAN：單身者與過日子有關，與精致或者糟糕關聯不大。單身或結婚都是一種社會權力與責任，對於一切我沒有經曆的生活和遇見的人，我都有所期待。有時生活中我也鼓勵自己，做一些自己不擅長的事情，會發現自己的另外一麵。對於婚姻，不期待，不婉拒，平常心，OK？
私聊
阿占：Uncle，大叔，這個時髦稱謂你真的可以接受嗎？心理上你應該還是個少年人吧。
OZAN：如果人家叫你大叔或者大爺，說明了你的外形談吐閱曆等映射出的真實性。要學會接受。並享受它的陪伴。心理上，我已經是一個中年人，不過心態上的確洋溢著少年的澎湃與年輕。
阿占：有人說，帶著好奇出發，帶著虛無回來，你以為呢？
OZAN：喜歡遠行的人的確比原地不動的人要視野開闊心態平和。當然一些偉人沒有去過其他世界，依然把足下的世界管理的很好，比如拿破侖。你簡單世界就簡單，你不簡單世界更不簡單。虛無永遠都是相對而言的事情。
夏天在北方，春秋去海邊
他在熟悉或陌生的城市裏摸著黑，把自己的詩唱成歌。
四年前。一個標準意義上的秋天。空氣中飄蕩著礦泉水的味道。周遭藍而明透。青島一家獨立書店裏，我與盲詩人、民謠歌手周雲蓬正在進行一場關於“旅行與歸屬”的對話。
此前我曾在不同城市的小劇場看過他的演出。不是專場，一幫民謠歌手流水登台，更接近即興的現場，一些摻雜著降咪、降西的音階套路，一些貧窮、浪漫、才氣，以及小小的自暴自棄的聲音。周雲蓬倒是一本正經，在台上沉穩得好似壁壘，那幅黑不見底的墨鏡，仿佛能替他抵禦所有窺探的目光。
直到麵對麵說話，才發現他如此幽默。兩道講究的髭須與披肩亂發、黑色墨鏡之間形成的搭配效果，讓他看起來更像是輕喜劇裏麵的美國西部槍手。
那是周雲蓬第五次來青島。他冬天去南方演，夏天在北方唱，春秋到海邊——正是秋天，他又來了。秋天的島生活美得讓人心疼，選擇這個時段做短暫駐留，我確信周雲蓬所擁有的感官係統屬於最高段位。
書店老板和他是老相識，頭天夜裏在路邊排檔喝完殺口的散啤，第二天下午再到書店聊點文藝，聊完以後，晚上去路邊排檔接著喝。“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日子似乎就該這麼糊塗而幸福地過。
先說回對話現場——四壁是站立的書，眼前是溫暖的人，淩空是不卑不亢的思想。整個下午，周雲蓬和我假扮脫口秀老手，回答問題力求幽默而精準。粉絲已增容到“90後”，他們年輕、幹淨，卻也有一種萬事後知後覺的懶散勁兒，還好的是，他們已經打開耳朵，並獻上了注目禮。
旅行的意義是什麼？對於身處銀河係荒涼偏僻的旋臂，微小的太陽星係中，一顆孤獨的藍色星球上，塵埃般微不足道的我們，在鋒利又短促的人世間，旅行的意義也許是虛無的——但我不敢這麼說。周雲蓬也沒有。
他隻是說，不要把旅行悲壯化崇高化，年輕人就是去遠方溜達溜達，精神可以流浪，身體玩耍就好。我隻是說，精神可以曆險，肉身必須安樂，畢竟人活著不是為了受苦的。他接著說，不要在旅行中尋找受難的崇高。生命之苦是回避不了的，但不要刻意找苦。我接著說，旅行是流動的，歸屬是相對的固定，而命運是一粒客途的塵埃，萬變不離其宗……
我知道，“旅行”對於周雲蓬來說一定是個綿軟的詞，因為他半生演繹的都是流浪——9歲失明，15歲彈吉他，19歲上大學，21歲寫詩，24歲開始行吟遊走，在熟悉或陌生的城市裏摸著黑，把自己的詩唱成歌，日漸生長與繁盛。
整個童年充滿了火車、醫院、手術室和酒精棉的味道。母親牽著患有眼疾的他，無助地搭上一列火車又換乘另一列火車，那段經曆，連同成年後四處奔波趕場子的演出生涯，構成了周雲蓬的火車情結。總是在火車上，站著，躺著，聽著，鐵軌像雷鬼樂一樣發出讓人昏昏入睡的“哢哢”聲。
20世紀80年代的盲文書裏隻有唐詩宋詞，周雲蓬隻能一遍遍地看,將詩句爛熟於心。後來，他的民謠裏比別人多了一重古典元素，隻有他會在人聲鼎沸的酒吧裏不疾不徐地唱起“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音律鏗鏘，悠長蒼涼。
在長春大學特教學院讀中文係的時候，周雲蓬用置換的方式看書——他教別人彈一小時的琴，對方幫他念兩個小時的書。托爾斯泰、加繆、尼采、薩特,就是這樣讀下來的。昆德拉的《生活在別處》對周雲蓬影響最大。其中有個片段，一個人喜歡隨意跳上一輛火車，無所謂方向，下車時也是隨便找一個站點。後來這個片段在周雲蓬身上得到了重演。大學畢業後，他窮困潦倒了十年，輾轉於圓明園、樹村、西北旺、草場地、通縣，並熟悉了龐大中國的邊邊角角，與無數畫家、歌手、詩人、混混、警察相遇，直到2004年發行第一張專輯之後，這種狀況才有所好轉。
2010年，周雲蓬離開北京。他是一個靠聽覺生活的人，而北京太吵了。他去全國巡演，轉了一圈落腳紹興。紹興文氣重，街巷裏尚存著古老的幽靜，他可以一個人到街上走走。
後來選擇在大理定居，是因為那裏空氣好，植被茂盛，四季如春，有充足的陽光，各種蔬菜都很新鮮。還有一個原因，是時業已成名的他已經不需要再在北京那種具有吞噬感的中心大城索求存在感了，而小城鎮生活，人際簡單，時光舒緩，他每天練練琴看看書釀釀酒寫寫詩吹吹風曬曬太陽，有種無所事事的閑適感——這些更接近民謠的本來麵目。
周雲蓬在詩裏寫道，“我熱愛自己的命途，她跟我最親。”所以那一天的現場我們又從旅途談到了命途。
所謂命途，不過是一係列的地方與個體發生關係的過程。無數的我們，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年輕時帶著荷爾蒙出發，中年時帶著世故回歸。年輕時不承受生命之重，隻追索生命之輕，縹緲如風箏，遊蕩似魚。直到徹底經曆了“發生”，直到精神多次骨折，之重之輕的比例才總算參透了——隻是參透以後，人生已過完了大半。
那天的結束語坦誠得有點殘酷。我說，彙聚於此，是交集，卻不是永恒。周雲蓬說，一生要和多少人辭別，再牢固的關係本質上也可能是一場戲。說到底，人們幾乎分享不了彼此的苦痛，除了短暫的充滿信任的注視，能夠分享一段路程，已經是極大的善意。
阿占：聽說你發起過一個“推土機”計劃，“紅色推土機”和“金色推土機”。
周雲蓬：“紅色推土機”是我在2009年發起的幫助貧困盲童的計劃。為了資助孩子，到處刷人品，請來了民謠圈內的一眾好友，大家無償地一人創作或翻唱一首童謠，出了一張叫做《紅色推土機》的音樂合集。2013年，繼續“金色推土機”計劃，這次吸引了包括左小祖咒在內的更多朋友加入，依然一人一首歌，感覺整個民謠圈都在為這個計劃攢錢。
私聊
阿占：為什麼要借助“推土機”這個物象？
周雲蓬：“推土機”是留在我腦中最強烈的影像碎片之一。小時候，家住在沈陽工業中心鐵西區，我特別愛看有著寬大履帶、力量強勁的推土機工作。我甚至還問爸爸，為什麼不把推土機刷成紅色？紅色推土機,看起來不那麼吃力。後來作詩、寫歌，我一直想用“紅色推土機”作為名字，但找不到能準確契合的內容，直到腦子裏冒出幫助貧困盲童的想法。這個公益計劃和“推土機”留在我腦中的印象一樣，沒有絲毫悲戚。
“推土機”的幾張專輯賣了幾千套，合著演唱會的錢一起，成立了盲童基金，專門給貧困的盲童解決經濟上的問題。包括給五十多個困難盲童買電腦的讀屏軟件、收音機、樂器，以及用來辦一年一度的盲童夏令營，把全國各地的農村盲童孩子接來北京，玩幾天——這些都能在我的童年追溯到影子，我15歲時也曾經被一個盲童夏令營打開了世界，這是我小時候最想要的東西。
2.8個十年
她的成長像樹一樣儲藏著自我的年輪。
電影頻道正在播放一個很熱鬧的港片《青蛙王子》，我無意間掃了幾眼，在拚貼笑料和雜亂故事中，看見了年僅二十歲的張曼玉。她騎著單車穿過旺角的街道，如一陣悠揚的風，浩浩蕩蕩的青春就那樣鋪滿了整個港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