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柱覺得十分的無奈，以前的楚黨，可是他們的盟友，以前他們合作愉快，現在與熊廷弼的關係就堪稱莫逆。
原版此時的熊廷弼，己因廣寧失守而下獄，現在通過米柱搭上皇帝這條線，當上兵部尚書，軍機大臣，備受寵信，春風得意。
而楚黨另外一位大佬劉一燝，則因米柱失信，認為被米柱忽悠了，所以越走越遠，又和東林黨走近。
前年朝廷大局，東林黨一家獨大，壓製三黨聯盟（楚、齊、浙），自從東林三君先後落馬後，東林黨聲勢大弱，即使葉向高、韓爌依舊在內閣之中，但也難掩頹勢，帝黨崛起。
現在東林黨、楚黨、浙黨聯合，對抗帝黨了。
這形勢變化之快，沒有人可以全看得明白，那時皇權被壓縮於皇宮，朝廷各黨狗咬狗，鬥一個你死我活，現在帝黨崛起了，他們又團結起來，為了仕權而戰皇權。
這全是因為利益而改變立場，他們這是自然而然的走在了一起。
不能不說對方的政治鬥爭經驗豐言，發現在新農物的推廣上是他們的薄弱環節，所以他們從這裏出擊，以擊帶麵，打擊他們的威信，從而動搖他們的利益體係。
但這種傷國傷民的政策徹底激怒了米柱，令他勃然大怒之下，決定鋌而走險，你用陰招我也用陰招，看誰陰險，誰魔高一丈。
第二日，米柱前去戶部，公然宣布準備接任國稅局局正，這是一個得罪人的活計，洪承像是逃命一樣逃離了此位，去當薊遼總督副手，現在準備當蒙古行省巡撫。
許多人意外，居然是由米柱接任了，這可是一個妖孽，不知這是福是禍。
整個大明朝，稅收以農稅為主，由於在開國初期，商業被蒙元掠奪性的破壞，所以太祖皇帝朱元璋為了恢複商業，宣布對大部分商業免稅。帝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纖悉，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
征收的商稅也很輕(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一直到萬曆年間，張居正搞了一條鞭法的稅製改革，才重新征收商稅，大明的農稅大概占75%，鹽稅大概占10%，剩下的皇莊收入亂七八糟的大概占5%，商稅隻占10%左右。
宋代是一個重商的時代，宋王朝為什麼重商？從官府的立場來看，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可以征收到誘人的商稅，與農業稅相比，工商稅課利更厚，征稅成本更低。
宋政府在京師設有都商稅院，在各州縣均設立了商稅務：“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稅年額及三萬貫以上，審官院選親民官臨蒞）；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也就是說，一個縣至少有一個商稅務。
盡大明朝則是一個輕商、賤商的時代，國家將賦稅的重心是田賦與力役，對商稅、禁榷收入、金融收益都不怎麼重視。
盡管朱元璋也在各州縣設立稅課司局，征收商稅，但明朝稅課司局的數目遠少於宋朝商稅務。
大明稅課司局的課利額也很不成氣候，洪武十三年，吏部奏：“稅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也就是說，明王朝設立的四百多所稅課司局中，有364所的年征稅額居然不及五百石米。按明初兩浙及京畿官田以銀折收稅糧的官定標準，“銀每兩準米二石”，五百石米約可折銀一千兩，折錢一千貫。在宋代，年課利額一千貫以下的商稅務，屬於微小型場務，通常是承包給私人的：“許人認定年額買撲，更不差官監管”。
在大明王朝的商稅總額也是微不足道的，“弘治時，商稅課鈔，共四千六百一十八萬九千貫”，聽起來似乎是一個大數目，但弘治年間大明寶鈔已經嚴重貶值，“每鈔一貫折收銀三厘，是四千六百餘萬貫以銀計之，不過一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兩有奇耳”。全國一年的商稅收入，不足十三萬兩白銀。
而宋代的收入呢？“至道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北宋天禧之後，商稅年額大約為八百萬貫，是明初商稅總額的六十倍（按銀一兩折錢一貫計算）。熙寧十年，華亭縣轄下的青龍鎮，商稅收入為一萬五千貫，相當於明初全國商稅總額的十分之一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