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政治鬥爭方式，就是如此，由言官或某人發起彈劾，然後其它的各路人馬跟進，落井下石，對事情進行定論，一切都在朝堂之上對決。
而不像米柱所認知的，一切都在台底之下完成，所有的血雨腥風，刀光劍影盡在不動聲色之間完成，擺出台麵時，己是蓋棺定論的階段。
大明朝的建立，來源於一個無所依傍的獨立武裝力量，從未憑借於任何一個階層或集團。朱元璋作為這個集團的首領，擁有至高無上和毋庸置疑的權力和權威。這使得他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和設想，為子孫後代創製一套迥異前人的自家特色製度，為此殺再多的人、作再多的惡也不在話下。
大明朝製度為曆代政治製度史之一大轉捩點，這是人所共知的曆史事實。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在製度上自我作古。
明製的獨特其一就是：廢除丞相製度，大幅調整官製，君主集權和中央集權均空前加劇。
其二，創設嚴格的社會管製，建立仿古衛所製，對江南課以重稅，限製海上貿易，使明初社會呈現一派古樸麵貌。
其三，於思想文化領域增強控製，以刑殺法律立國，重武輕文，使肅殺、恐怖氣氛彌漫明初，但也使人心穩定，空前強大。
朱元璋幾乎是憑著一己之力，口含天憲，乾綱獨斷，創設了洪武製度，這些製度反映了朱元璋本人的治國理念，卻未必符合合理施政的需要，未必盡符合後來嗣君的統治。
朱元璋廢丞相，實現他個人集中權力的願望，卻不能一個人負其繁重的政務，於是隻能設立四輔官、大學士，以分擔皇帝責任（而非權力），到後代終於演化為內閣製，實現了對丞相製度的部分回轉。
大明朝的官員敢於直諫皇帝，敢於用禮儀道德束縛皇帝，對皇帝形成了製肘，所以他們能爭取到越來越多的權力。
而皇帝不可能說一個人就能管理全國的政務，所以需要依賴內閣和六部大臣來幫助自己具體的執行行政權力，這也不是什麼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帝實事求是的需要依賴大臣們給自己做參謀。
所以大明朝大臣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如在景泰時，景泰皇帝依賴於謙，天順時，英宗依賴李賢。
到了弘治以後，情況就已經是明朝皇帝沒有辦法控製的了，皇帝已經變成了權力的來源和象征，但他們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經沒有辦法自由，比如正德皇帝要南巡，權力意識大增的大臣們全體反對，嘉靖的大禮儀事件，萬曆的國本之爭，此時，明朝的皇帝們已經變成了退居幕後的國家最高統治者，但是行政權已經幾乎完全的落在了內閣和六部的手裏。
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懶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們都因為要權力和大臣們進行過殊死的鬥爭，皇帝是權力的來源，他可以給人權力也可以剝奪權力，並且掌握人的生死，這是他唯一可以威脅大臣的地方。
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不怕死而皇帝撤換了一個大臣，會有更多的大臣站出來維護這個集體的權力，所以皇帝也苦於要不回自己作為統治者的行政權力，隻能逐漸的退居深宮，做最高的決議人，而所謂廷議這種事情已經不太需要皇帝的參加了，如同後世的米帝的國會，總統完全可以不來，一點影響也沒有。
這也是後世說大明朝君主立憲製的原因，沒有到這地步，但也差不多，隻是國家權力被一群死讀書，讀死書的人所掌握，他們也沒有能力將國家領導往好的方向，而是大肆揮霍，花式作死，在死亡的路上狂奔，最後亡於流寇，亡於一個小小的建奴。
當然，他們是有可能轉變成君主立憲製，隻是失敗了，在轉變的過程中失敗了，也將國家帶入了深淵。
大明朝的政治製度，決定了它的鬥爭方式，所有的對決必須在朝堂之上，並不是他們迂腐愚蠢，而是遊戲就必須這麼的玩。
正常來說，這沒有毛病，但是遇到米柱這個喜歡開掛的，不按遊戲規則出牌的人，問題就大，後果就嚴重了。
匿喪後，劉一燝一直心緒不寧，神不守舍，他看見在早朝前，米柱與袁應泰在小談，然後米柱將一個折子交給了袁應泰，然後揚長而去，袁應泰則是臉色難看，呆在當地。
劉一燝立即又擔憂了，此時者，他就是怕都察院的禦史們，就怕對方拆穿他的醜事，令他在朝廷之中，沒有立足之地，還身敗名裂，袁應泰此人，一根筋的人，逮誰咬誰。
米柱則是看不看對方一眼，擦身而過，以前，他們至少保持了表麵的客氣，相互問好，現在是這些假惺惺的虛應故事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