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防衛，一向是由三大營負責，即五軍營﹑三千營和神機營。
至正統十四年二月，總人數約為十七萬，五軍營分為中軍、左﹑右掖和左﹑右哨。軍士除來自京師衛軍外，又調中都留守司及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衛所馬步官軍輪番到京師宿衛和操練，稱為班軍。
隸屬五軍營的還有掌隨駕馬隊官軍的十二營，掌操練上直叉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的圍子手營，以及幼官舍人殫忠﹑效義諸營。
三千營以三千蒙古騎兵為骨幹，實際人數不止三千，全部為騎兵，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輿服﹑兵仗金鼓、禦用寶物等。
神機營，因用兵交址，得火器法，立營肄習而名，其下亦分中軍、左﹑右掖、左﹑右哨。中軍分設四司，掖﹑哨各分設三司，掌銃﹑炮等項火器。隸屬該營的還有五千營，掌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官軍。
三大營初建時，頗有戰鬥力，土木之變中主力損耗殆盡。景泰時，兵部尚書於謙對京營編製進行改革，於三大營中選精銳十萬，分十營團練，以備緊急調用﹐稱十團營。十團營由總兵官一人統領，監以內臣﹑兵部尚書或都禦史一人為提督，現在由英國公張惟賢負責。
各營分設都督、號頭官﹑都指揮﹑把總﹑領隊﹑營隊等官，京營規製至此一變，天順初，罷十團營。
成化初，複十團營舊製，二年又罷，三年複置，且增為十二團營，其名為奮﹑耀﹑練﹑顯四武營，敢﹑果﹑效﹑鼓四勇營，立﹑伸﹑揚﹑振四威營。十二團營由十二侯分掌，佐以都指揮，監以內臣，各團營又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時人稱為選鋒。
正德初，十二團營僅選出六萬零五百銳卒，於是調邊軍數萬人入衛京師，名之外四家，又立東西兩官廳，東官廳操練正德初所選官軍，西官廳選團營及勇士﹑四衛軍操練，從此，兩官廳稱選鋒，而十二團營被稱為老家。
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和兩官廳，恢複永樂時三大營舊製，不同的是三千營改名神樞營，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臣俱裁革，而以大將一員統帥，稱總督京營戎政，以文臣一員輔佐，稱協理京營戎政。
其下設副參等官，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寶纛令旗等項則仍神樞營，嘉靖後，三大營增設監視內臣﹐營務盡領於中官。
三大營是皇城的主要保衛力量，米柱就懷疑，當地的土木堡之變敗得淒慘，敗得傒僥，沒有土木堡的勳貴集團覆滅，就沒有文官勢力的崛起。
後世還有什麼“文官陰謀論”，甚至胡說“於謙策劃土木堡之變”的論調在網上甚囂於塵上。
米柱卻知道，那就是死在土木堡的文官首腦和大有前途的高級文官，比武將勳貴們隻多不少。
傳統史學觀點，均認為此戰大敗的元凶，是朱祁鎮寵幸的宦官王振王公公，犯下了各種匪夷所思的低級錯誤，才導致大軍覆沒。
可是隨著米柱對明代曆史的不斷深入研究，可以確定明代宦官僅僅是秉承皇帝意誌的代言人，本身並沒有足以左右皇帝的權柄，隻是皇帝用來駕馭抵抗朝廷百官的槍盾，強如黨羽滿朝的九千歲魏忠賢，也僅僅是崇禎帝這麼一個剛登基的新君就輕鬆拿下，太能說明問題了，因此土木堡之戰的真正罪魁禍首，應當是皇帝朱祁鎮無疑，而王振公公很大程度上隻是為他的進退失措、指揮不當背鍋罷了。
在所有關於土木堡之戰的相關記述中，朱祁鎮這麼一個成年人，整場戰爭中居然就像個王振的提線木偶，王公公怎麼說，他便怎麼去指揮群臣三軍去做，全無半點異議，這怎麼可能呢？
作為大明帝國皇帝的朱祁鎮會智商低下、神智不正常？事事聽一個下人的？這位神通廣大的王公公，純粹是在史書中某人的決策失誤背黑鍋？君看後來朱祁鎮歸來複辟之後，還為王振立廟紀念，就知他並不恨王振，而且有些懷念和感激--難為了先生為他背鍋了。
所以，米柱可以斷定，土木堡之變，沒有什麼陰謀可言。
土木堡之變後，整個大明王朝文武中樞，幾近一掃而空，京城門戶亦已洞開，經曆永樂盛世和仁宣之治，鼎盛時期的帝國經此一敗，竟到生死存亡關頭，正統十四年八月癸亥：時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群臣聚哭於朝，議戰守，有欲南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