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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帶著思想讀曆史 (6)
錢穆曾評價梁啟超說：“曆代都以劉知幾的史識、史才、史德和章學誠的史學來衡量一個史家。說到史才，以近代梁任公梁啟超來說，他寫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特別寫到其中的王靜功；他又寫《歐洲戰役史論》，《清代學術概論》等，我覺得梁任公該可以說有史才，他能寫曆史。但在史學上，梁啟超是做得不夠的。還是因為他書讀得少，也不能精讀。比如他論王荊公變法、論清代學術，都沒有真知灼見。他並沒有在這些方麵詳細的學，他可能是有才而無學。至於說到‘史識’，這就更高一層。梁啟超就更嫌見識不夠了。”
康梁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曾慨然說：兩千年中國曆史隻是沒有正式的革命。這種觀點與錢穆的史學觀恰好相反。因為在錢穆看來，在中國的傳統政治下，其實不需要革命。而在晚清當時，則是非革命不可。對於清朝的態度，錢穆和梁啟超的差異最大。錢穆認為，不革命便無法推翻滿清的部族政權。但是梁啟超同意康有為的觀點，把中國秦漢以來的傳統政治看成為帝王專製，所以他們都寄希望於皇帝變法。
說到底，錢穆與梁啟超的政見不合還在於他們對曆史的態度上。梁啟超曾經幫助康有為一起編著《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在其中貢獻較多，而錢穆對曆史的態度，則更加謹慎誠實。
從一個思想家的角度來看，梁啟超的影響力絕對要高出錢穆；但是從一個史家的角度來看，兩人的建樹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錢穆不是一個意氣用事的人，就算他對梁啟超的保皇做法不同意，但他老老實實地承認，“任公是打破今經文的第一人，也是近代新史學的奠基人。”錢穆的《國學概論》，就多采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大意，錢穆對梁啟超還是肯定居多。隻是從更高的要求來看梁啟超，他沒有達到使錢穆滿意的標準罷了。對此，錢穆也不無體諒，他知道梁啟超沒有成為大史家，乃是因為他“社會活動太多，也就沒有時間去研究那些學問，老老實實地做書了”。
曆史注腳：
梁啟超
梁啟超是早於錢穆的學者，自稱“飲冰室主人”，他的《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也是為“史學革命”造勢的作品。他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指導範圍包括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東西交流史等。在這期間寫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曆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文化史》等曆史方麵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合為《飲冰室合集》，共有一千餘萬字。
梁家縮影
1890年，在同學陳千秋引薦下，18歲的梁啟超拜訪了33歲的康有為。兩人在維新運動中攜手並肩，無奈變法未遂，梁啟超關注政治的熱情從未減退；1930年代，北平知識界有名的文化沙龍中，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這個沙龍的核心；抗戰爆發後，梁家兄弟姐妹開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新中國成立，梁思懿、梁思禮從海外回到祖國，同船的一些人選擇了台灣；“文革”時期，梁思成、梁思順、梁思達和梁思莊都受到巨大衝擊；梁家第三代梁從誡畢業於北大曆史係，1994年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團體“自然之友”，關注環保的推廣和發展。
胡適，西化危險分子
與錢穆同處一個時代的大學者，胡適推首。胡適原本非常賞識錢穆，並推薦學生向錢穆請教先秦諸子的學問，還將私藏“孤本”《求仁錄》借給錢穆閱覽研究。胡適的弟子傅斯年對錢穆也優禮有加，邀他到史語所，奉為上賓。
胡適的“適”與“適之”，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他提倡文學革命，自稱“達爾文的鬥犬”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教他怎樣思想。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證”的治學方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1927年，33歲的錢穆轉入蘇州省立中學任教。此時年長他四歲的胡適正意氣風發，名滿天下，應邀到蘇州女子師範、蘇州中學作演講。他去蘇州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見一見朋友推薦的錢穆。
當時的錢穆正遇到一個學術上的難題，此次能夠拜見名滿天下的胡適，錢穆便想順帶向胡適請教，但沒有想到竟難住了胡適。以胡適當時的地位、身份，其尷尬可想而之。此後，胡適便說自己忘記帶常用的刮胡刀，堅持要當天離開蘇州。此後錢穆便很少和胡適在學術上進行交流了。錢穆對胡適的第一印象就成了“既不似中國往古之大師碩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學者專家。”胡適尺有所短的尷尬和錢穆尋覓知音的失望都促成了這段失敗的會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