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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世紀之初，西方傳教士們就發現了科舉製度的優越之處。經過他們的介紹，歐洲的知識界開始對中國“學而優則仕”的文官製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認為，在中國，即便是農夫的兒子，都有希望當上總督甚至宰相。這並不是他們的誤解，我們的科舉製，的確可以讓草民變成宰相，錢穆總結說，科舉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的選舉方式。
選舉最早出現在漢代。漢代有舉孝廉之說。本來所謂孝廉，一種是孝子，另一種是廉吏，後來規定每郡滿二十萬戶口的隻能舉一個，如是則孝廉不分，進城一個參政入仕的資格而已。後來又因請托舞弊，逼得朝廷在察舉孝廉後再加上一番考試，中國政權，也就因此開放給全國各地了。從此以後，無論選舉或考試，都是分區定額的。經濟文化落後的地區和經濟文化進步的地區，都一樣照人口比例來考選。因此中央政府裏，永遠有全國各地域的人參加。
一個由來自四麵八方的人組成的政府，可以說是代表著全國性的，全國人民都有邁進政府的希望。但是漢代的選舉製，還不是一個完善的選舉製度。
一是漢代察舉的權力在地方長官，不在地方民眾。長官營私舞弊，不顧地方民意，推選私人是有可能的。選舉了送到中央，如何分發，悉聽中央命令。二是古代社會，讀書機會就不易得。書本不像現在這樣普通，讀書求學，有絕大限製。當時雖非封建社會，爵位不世襲，而書本卻可世襲。世代經學，便可世代跑進政治圈子，無異封建傳襲的貴族。
但是到了唐代，一是做官之人都要參加考試，減少了權貴蔭庇的比例，二是印刷術的改進使書本的普及率大大提高，到宋代更是學術平民化、藝術平民化，人人都可以讀書。這便把漢代的兩個問題都解決了。這樣一來，可以說中國的科舉考試，就是從眾多的讀書人當中公平選擇優秀的人來做官了。
科舉製動唐代正式定型以來，一共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曆史，成為中國政治社會一條主要骨幹。它的意義錢穆總結成三項：
一是用客觀標準，挑選人才，使之參預政治。因此製度，政府才能由全國各地所選拔出的賢才共同組織，這便是一種直接民權，一種由社會直接參加政府之權。
二是消融社會階級。因考試是一種公開競選，公平無偏濫。考試內容單純，可不受私家經濟限製。寒苦子弟，皆有應考可能。考試內容，全國統一，有助於全國各地文化融結。按年開科，不斷新陳代謝。此一千年來，中國社會上再無固定的特殊階級出現，科舉製度也有重要的作用。
三是促進政治統一。自漢到清末，無論選舉考試，永遠采取分區定額製度，使全國各地優秀人才，永遠得平均參加政府。自宋代規定三年一貢以來，直到清末，每曆三年必有大批應舉人，從全國各地向中央集合。不僅政府與社會因此而聲氣相通，全國各區域，東北至西南，西北至東南，也有了一種相接觸相融洽的機會，不僅在政治上增添向心力，更在文化上增添調協力。而邊遠地區，更增添了觀摩、刺激向上的活力。
科舉製度在實施方麵，也有種種缺點、流弊，而曆年以來，也在不斷變通。八股可以說是科舉製當中變通之後的極端，不可取，但是也應該得到一個公允的評價。曆史上的任何製度，都有一套思想在支撐，有無數人的心血，科舉僅是其中之一。正確地對待科舉製度，便也是在正確地對待我們的曆史。
曆史注腳：
文人進官場
唐代詩人孟郊，曾作《登科後》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遍長安花。”所以，春風得意又成為進士及第的代稱。科登第後，還要經吏部考試，叫選試。試選合格的人，才能授予官職。唐代大家柳宗元進士及第後，以博學宏詞，被即刻授予“集賢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試落選，隻能到節度使那兒去當幕僚，再爭取得到國家正式委任的官職。韓愈在考中進士後，三次選試都未通過，不得不去擔任節度使的幕僚，才踏進官場。
典型的狀元郎畢沅
“不負平生學，弗存溫飽誌；上酬高厚恩，下為家門庇。”這是清朝乾隆年間的狀元之一畢沅的母親寫給孩子的《訓子詩》。畢沅幼年喪父，全靠母親張藻培育成人。畢沅中狀元當官，離開京城到陝西任巡撫，張藻作詩54句270言，叮囑兒子要為官謹慎。張藻病故後，乾隆皇帝特賜禦書“經訓克家”四字褒揚。這個狀元郎很快在仕途上一帆風順，官至一品。畢沅的這條從文壇到政壇的路，正代表了古代文人的一條理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