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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注腳：
並非自大
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人說，中國兩千年來閉關自守，養成了文化上自傲自大、深閉固拒的習慣。這是不符合曆史的。從東漢初葉開始，下迄隋、唐，這六百多年裏，中國接觸吸收印度佛教文化。自隋、唐以下迄於宋、元，這六百年的時期，中國接觸吸收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從秦漢開始，絲綢之路、茶葉之路從未斷絕，佛教在中國已經本土化，伊斯蘭教在中國也可以自由傳布。漢、滿、蒙、回、藏，民國以來合稱五族，這些都是我們樂於文化交流的證明。
朝代歌
三皇五帝始，堯舜禹相傳。
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
春秋和戰國，一統秦兩漢。
三分魏蜀吳，二晉前後延。
南北朝並立，隋唐五代傳。
宋元明清後，皇朝至此完。
賢者的意見勝過多數人的意見
西方人說我們中國人沒有民主的觀念，做什麼事情都是領導說了算，不尊重大多數人的意見。從曆史來看，這種說法似乎很有道理，因為我們卻是沒有什麼民主選舉、多黨競選之類的傳統。
如果有一個事情爭論不休，西方人可能會說“讓我們投票吧”，但是拿到中國人手裏，我們可能會說“讓我們憑某某來說，看他覺得誰有道理。”而這個“某某”，一定是在大家眼中公認的德才兼備、讀書知禮、斷事公正的人，還常常是上了年紀的老者。像這樣的人便可以稱為“賢者”，賢者的意見，能讓人心服口服。
中國人的傳統，就是向賢人求意見，或者是請賢者來決斷。春秋時即有“賢均從眾”之說。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假若雙方均賢，則再來取決於多數。墨家強調“尚賢”， 崇尚賢能，“能為上”，主張能者執政，公平競爭，能者上，庸者下，唯才是舉，以能力選人。而儒家雖然提倡中庸，也以“德為上”，推崇道德上的賢人，為賢是用，見賢思齊。這從我們的鄉飲酒禮的傳統中就可以看出古人對賢者的格外尊重。
對評價人來說，“賢”屬質，“眾”屬量，中國的傳統就是重質不重量。因為我們認為，隻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或者就能做出對多數有好處的判斷。不賢而僅憑數量，是無足輕重的。
這一觀念在漢代的選舉製度上極明顯。當時國家的選舉權，並不托付給社會一般民眾，而直接由地方長官行使。既是一位賢長官，自能博采輿情，為國家選拔真才。這是選擇這種選人方法的理論依據。至於事實之不能全合於理論，則屬另一問題。又如唐製，中書舍人起草文件的時候，要分開來寫，其他七八個人都要寫，這稱作“五花判事”。然後再由位高權重的中書令或中書侍郎，在許多初稿中選定一稿，加以補充修潤，成為正式詔書，然後再呈送皇帝畫一敕字。
我們這種推崇賢者、重視賢者的傳統，源於在我們的觀念中，賢者的知識和經驗，能夠幫助大部分人做出正確的判斷。可以說無論是民主選舉，還是求賢，都是為了讓大部分人滿意，達到理想的結果。西方人認為多數人的意見是可以保證團體利益的，而我們認為，有德有才的人的意見更能保證團體的利益。這兩種觀點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都有自己的產生依據和曆史經驗。所以我們也不能完全否定古人的這一套做法。
其實在的我們傳統思想中，很多想法都和這種推崇賢者的觀點有關。比如，我們特別強調要聽長輩的話，要聽家長的話，這種思想就是一種從賢思想的延伸。因為長輩和家長有更多的經驗，他們幫我們做主，會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消耗。有如，身為知識分子，或者身為家長，往往有一種幫國家考慮、幫子孫考慮的使命感。自認為是賢士君子的人，比常人更加關注國家、民生，這種使命感就是來源於我們對賢者有更多的期待。而家長往往總是以“為孩子好”為借口，剝奪孩子的決定權，因為我們相信長輩的判斷更加有價值。
從我們的曆史記載來說，無論是正史還是野史裏，都有對賢者事跡的大量記載。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中，更多的是那些讓人敬仰的賢士形象。縱然像叔齊伯夷這樣的“無為”之人，也被司馬遷放於《史記》列傳之首，因為他們的選擇代表了一種高貴的謙遜、忠誠，是常人不能達到的境界。
老子有“不尚賢”之說，這更從反麵證明我們的傳統社會中有著尚賢的傳統。在我們的社會中，多數人的聲音不如一個慢條斯理娓娓道來的聲音有分量。而現在如此嘈雜的社會，太需要那種淳樸卻又有真知灼見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