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魏征比他早逝，他便哀歎“朕痛失一鏡也”。“
太宗懷鷂”的故事，也反映出唐代比較開明的政治風氣。
我們知道：唐太宗和魏征，一直被看作是曆代賢君直臣的楷模。
魏征活著的時候，唐太宗把他當作“鏡子”，還主動結成親家。
魏征去世時，太宗“廢朝五日”，親筆撰寫碑文。
然而，魏征屍骨未寒，太宗就出人意料地變了臉，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長子魏叔玉的婚約，而且，竟然親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對於太宗這種異常舉動，有人認為，是魏征生前大力舉薦的杜正倫、候君集接連落馬，傷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認為，是魏征曾將自己記錄的與太宗的諫諍言辭，拿給負責編寫《起居錄》的褚遂良作參考，犯了太宗的忌。
這兩種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卻是因為魏征屢次過火的“犯顏直諫”，甚至刻意蒙死鷂鳥，使唐太宗產生逆反心理。
其實，唐太宗是史上少有的明君，為了開創大唐盛世，為了實現“千古一帝”的夢想，所以，他給了魏征“無限話語權”，讓魏征時刻提醒和勸諫自己。
在國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懸河，好像在教誨一個沒有主見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長輩，苦口婆心，聲淚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個懵懂無知的孩子。
據史料記載，魏征在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內，有史籍可考的“諫奏”前後達餘次，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諸多方麵，甚至連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時候都讓唐太宗下不了台。
魏征比唐太宗大歲，年齡與見識上的差距，情感與代溝上的隔閡，必然會造成二人之間的衝突。
魏征在嘔心瀝血的同時，卻忽略了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張、理想、愛好和私生活。
唐太宗那種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標新立異的開拓勁，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權，在很多時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幹涉和阻擾。
難怪，有一次唐太宗當著長孫皇後的麵大罵魏征：“早晚有一，朕非殺了這個莊戶佬不可!”
能把“從諫入流”的唐太宗“逼”到這個份上，魏征的進諫確實積極過了頭。
俗話，愛太深，容易出裂痕。
魏征這種慈父般的過火關愛，在唐太宗眼裏卻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陰影”。
當皇帝的，在很多時候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臉色，這種長期逐步累積起來的壓抑，總會突然噴，而魏征的“薦人失察”和“諫言外流”不過是唐太宗“悔婚砸墓”的導火索。
貞觀十八年，不聽勸諫、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麗受挫後，不由得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長歎，立即“命馳驛祀征以少牢，複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由此可見，人總是在受到挫折後，才明白“忠言逆耳利於行”的真諦，太宗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