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書同彼時已經在各大學術刊物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尤其是對兩漢三國時代的經濟民生方麵有獨到見解，在曆史學界引起廣泛關注，至少在上海，他已儼然是曆史界年青一輩首屈一指的人物，包括燕京在內的許多大學已經發來邀請函，他自己也正在考慮該去哪一所學府授課。
一九三七年的節剛過不久，鍾書同在山yīn路的狹小居所，就來了四位訪客。
盡管這四位來客中有一位的身形魁梧地讓鍾書同吃了一驚，但四人都是一般的彬彬有禮，言語間極為客氣。
這四個人，自然就是孫家四兄弟了。
這四兄弟說到鍾書同的學問，表示極為欽佩和讚賞，更說他們四人也是曆史的愛好者，尤其對三國時期的曆史更是無比著迷，有許多地方，要向這位年青大家請教，而他們更是願意以一間宅子作為請教費，抵給鍾書同。
要知道當時上海的房子，稍微好一些，沒有十幾根金條是抵不下來的，鍾書同在山yīn路居所的租金，以他的稿酬支付已經令他有些吃力，所以才想去大學教書，當時一位教授的工資，可是高的驚人。
孫家四兄弟第二次上門拜訪的時候，更是連房契都帶來了，鍾書同雖覺得其中頗有蹊蹺之處，但看這四人盛意拳拳，談論起三國的曆史，竟有時能搔到他的癢處，對他也有所啟迪，再加上年輕自信縱使發生什麼，也可設法解決，所以在三月的一天，終於搬出了山yīn路，住進"三層樓"。
而鍾書同住進中央"三層樓"的時候，張輕和蘇逸才已經在了。那時蘇逸才還未還俗，正如我所想的，他那時的法名就是"圓通"。
鍾書同剛搬進"三層樓"，就發現其間有許多怪異之處，不僅是樓裏住了圓通這麼個終日不出房門的和尚，而且張輕也總是神出鬼沒，時常夜晚出去，天亮方歸。而他住的這幢樓四周，那些街上的平房裏，居然一個居民也沒有，有時他走在幾條街上，看著那些虛掩著的房門，裏麵空空落落，不免有一種身處死城的恐慌。後來這些平房逐漸被推倒，這樣的感覺反而好了許多。
不過雖然周圍幾條街都沒有住人，但鍾書同卻發現時常有一些苦力打扮的人出沒，他們似乎住在其他幾幢"三層樓"裏，這些苦力除了對這個街區的無人平房進行破壞工作外，並不見他們打算造什麼，隻是有一天，鍾書同要坐火車去杭州，早上五點不到就提著行李出門，遠遠見到那些苦力把一手推車一手推車的東西從東邊的"三層樓"裏推出來。天色還沒亮，隔得遠，他看了幾眼，也沒看出那車上是什麼東西。
四兄弟還是時常到他屋裏來坐坐，和他談論三國時期的種種掌故。對於這周圍的qíng況，鍾書同試探了幾次，四兄弟總是避而不答，到後來他也明白這是一個忌諱，住了人家的房子，若還這樣不識相的話，真不知會發生什麼。一日裏對著周圍的空屋一陣懼怕後，鍾書同就放棄了追根究底的盤問。
可是和四兄弟談話次數越多，談得越深入，鍾書同沮喪的qíng緒就越來越厲害，因為四兄弟關於三國的問題實在太多，而他能回答得上來的又實在太少，如果僅僅是這樣，他來有理由為自己解懷：一個曆史學家再怎樣博學，畢竟不可能逆轉時間回到過去，所以哪怕是專攻某個時代，對這個時代的了解，特別是細節局部的了解，終歸是有限的。然而讓鍾書同鬱悶的是，談話談到後來，有時四兄弟中的某人問出一個問題，他無法回答，那發問之人，卻反過來說出了自己的推測，偏偏這推測又十分合理，有了答案再行反推，一切都順理成章。當這樣的次數越來越多的時候，四兄弟和鍾書同的談話次數卻越來越少。鍾書同隱約覺得，這四人已經開始對自己失望，言語間雖然還算禮貌，但已沒有了一開始的尊敬。
這樣的轉變，對於鍾書同這樣一個自負甚高的年輕學者而言，可說是極大的侮rǔ，偏生鍾書同又無力反擊，因為他的確是無法回答那些具細入微的問題，而孫家四兄弟告訴他的許多事，在他事後的考證中，卻越來越顯其正確。
是以在此後的歲月中，鍾書同想盡了一切方法去鑽研那段曆史，用傳統的研究方法走到死胡同，他就創造新的研究方法，以求取得新的突破。可以說他今日聲望之隆，有大半得益於當年孫氏四人對他的刺激。隻不過當他恢複了自信之後，孫氏四兄弟卻早已不在了。
等到八一三事變之前，孫氏四兄弟已經十天半月都不往鍾書同房裏跑一次，但都住在一幢樓裏，所以時常還是可以見到，他們暗中所進行的計劃，仿佛已經接近成功，因為四人臉上的神qíng，一天比一天興奮，也一天比一天急切。
隻是在這樣的時候，八一三事變爆發，日軍進攻上海，轟炸也隨之來臨。
那日，尖厲的防空警報響起來的時候，鍾書同就在屋子裏，他聽見屋外走道裏，孫輝祖的聲音，孫輝祖就是孫家的老三。
"見鬼，隻差一點了，怎麼日寇飛機現在來？"孫輝祖的嗓門本就極為宏亮，qíng急之下，這聲音在防空警報的呼嘯聲中，仍是穿過鍾書同關著的房門，鑽進他的耳朵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