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聰明的工程師要從家庭和幼兒教育開始。除了讓孩子們有機會搭建東西和體驗觸覺世界（譬如通過縫紉、烹飪、園藝、組裝、修補和做實驗），我們還需要鼓勵他們發展出耐心、毅力和好奇心。我的母親非常重視毅力，是她讓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都具備了這一點。對她來說，放棄或者從一開始就不去嚐試是一個人能做的最令人失望的事情之一。有一次，鄰居家的孩子打算騎自行車去當地的一家可口可樂瓶裝廠，我央求媽媽開車送我去。她拒絕了。她說如果我真想去，就要學會騎自行車自己去。為此，我真學會了！這份愛聽上去很嚴厲，但是
我的母親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分寸感，她知道如何在不讓我感到受傷的情況下盡可能地“挑戰”我。
在20世紀50年代，因為人們對孤獨症的研究或可資依賴的知識太少，所以患有孤獨症的孩子的成長非常艱難。尚處於萌芽期的殘障人權益運動也沒有取得重要進展。我們如今唾手可得的大量書籍、會議、視頻、支持團隊和治療方案等資源在當時都不存在。就連醫生也是一頭霧水，他們通常會將像我這樣語言發展遲緩、具有其他孤獨症特征的孩子送去某些特殊機構。好在我並沒有被這些外在的標簽壓得喘不過氣來，生性有些叛逆的母親很樂意按照自己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人們常說20世紀50年代是一個保守且備受限製的時代。這一點兒沒有錯。但是對我來說，它又是一個天賜的時代，讓我得以擺脫孤獨症的困擾。我一發脾氣，母親就會限製我看電視的時間。還有什麼是比不讓看喜歡的電視節目還管用的懲罰措施嗎？所以，等我上小學時，我已經可以參與大多數的社交活動，譬如星期天去奶奶家吃晚飯，或者坐在桌旁不大吵大鬧、亂發脾氣。母親對禮儀、禮貌的在意和堅持讓我為之後去餐廳、教堂和電影院等公共場所做好了準備，因為我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同時，我很小就對錢有了概念。父母會給我50美分的零用錢
，所以我很清楚在本地的“五分一角店”#pageNote#0裏能買什麼，並且會為了心儀的玩具飛機而努力攢錢。
我在學校的成績很糟糕。可是，在寄宿學校的馬廄裏，我掌握了一些技能，還獲得過能夠騎馬的獎勵。因為我來自美國東海岸，又出生在一個沒有農業背景的家庭，所以總有人問我是如何進入養牛業的。我想15歲那年是一個關鍵點。因為在那一年，我去了姨媽家在亞利桑那州的牧場。我第一次在美國西部體驗到了放牧的感覺。我喜歡那裏的一切：馬、牛、皮革加工、搬運滑槽、穀倉以及高遠無垠的天空。那份著迷讓我就此踏上了自己的職業之路。
在自食其力方麵，我高中時就開始畫招牌畫，並出售其中的一部分來賺錢。最早我通過給學校的戲劇表演畫布景發展了繪畫技能。如果沒有這些經驗，我想我大概也不會畫招牌畫。
上大學以後，我繼續給飼養場、舊貨店和亞利桑那州的州立博覽會畫招牌畫。我拿著作品合集四處找機會。這段經曆也讓我掌握了日後工作所需的一些技能。我發現作品遠比簡曆更有分量。當我開始設計牲畜處理設施時，我會向潛在客戶展示我的作品集。我將圖紙放在桌上，向他們展示業已完成的項目照片。這個過程我稱之為“30秒的打動時間”。為了進一步做好宣傳，我還會在畜牧業行業刊物上發表文
章。
所有這些經曆激勵著我想辦法讓自己做得更好，變得更堅強、更有韌性。可是，現在很多孩子卻已不再發展這種特性。安傑拉·達克沃思（Angela Duckworth）在她的暢銷書《堅毅》（Grit）中，將“堅毅”定義為一種為了實現長期目標而讓激情和耐力相結合的品質。任何一個站在創新前線的人都知道，新想法往往會被周圍同事排斥。一如我之前提到的，當我第一次研究牛的行為時，大家都覺得我瘋了。他們不相信牛在處理過程中受到的幹擾或刺激會導致閹牛後期體重增加的減緩。然而，事實證明，我提出的假設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成了我設計彎曲的或蛇形的牛群滑槽的靈感來源。我的這一設計目前在全世界範圍內被廣泛采用。牛群緩慢柔和的前進會減少它們的焦躁不安。我與動物溝通的能力連同我的視覺思維能力促成了我在設計上的成功。
我完全可以想象出神經多樣性這樣的觀念會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提供怎樣的幫助。它為更好的心理健康治療和教育提供了新的見解。2009年，英國萊斯特的德蒙福特大學研究員愛德華·格裏芬（Edward Gliff in）和戴維·波拉克（David Pollak）在一項研究中采訪了27名存在學習差異的學生。那些將自己的神經多樣性視為“差
異”的學生，承認這種差異所帶來的積極麵和消極麵，比起那些將神經多樣性視為“疾病/缺陷”的人，前者表現出了更高的自我認同並且擁有更高的職業目標。
不過，我的確遇到過因身份標簽而不再願意嚐試新鮮事物的孩子及家長。我的母親為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許就是不將我看作有缺陷的人，也不將自己看作有缺陷的孩子的母親。她擺脫了標簽的束縛，一心一意地根據我自身的特殊需求提供各種幫助，從語言治療到家庭輔導，再到支持我閱讀、寫作、說話的學校環境。無論一個孩子在孤獨症譜係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我想再怎麼強調早期兒童幹預的重要性都不為過。我猜想很多父母和我母親一樣有著一種整體認知，但是殘障的心態會促生狹隘的視野。
標簽是一把“雙刃劍”。將分類的術語從“殘障”轉變為“神經多樣性”當然不會消除所有的問題。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以及同許多家長、老師的討論，有太多的孩子因標簽而自我設限，有太多的父母陷入了一種“殘障”的心態（無論麵對的是什麼樣的標簽），而非將自己的精力投入在努力挖掘和培養孩子的優勢上。一個人的自我定義會影響其日後的職業發展和自我評判。因此，對殘障、缺陷和神經多樣性這樣的表達進行區分就很重要。就我個人而言，我需要權衡
取舍。我的一些孤獨症特征讓我很難與人交往，卻讓我與動物很親近。我代數不好，無法完成視覺空間任務，但是在對象可視化方麵有著特殊才能。正是以上這兩點讓我在研究動物行為、設計畜牧場設備方麵取得了成功。我們需要將重心放在一個人擅長的事情上。我們應該從小挖掘孩子身上的閃光點。想象一下，如果一個有視覺思維傾向的孩子從小就被鼓勵做東西，那麼他日後可能會走得更遠。的確，我們需要權衡利弊。一個具有視覺思維傾向的孩子或許無法像擅長語言表達的孩子那樣容易交朋友，但是也許有一天他可以發明出前往火星的傳送帶。
英特爾公司的高級項目經理卡拉·費希爾（Karla Fisher）在計算機行業獲得成功後才被診斷出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在我的《不同，但並不差》（Different ...Not Less）一書中有一篇關於她的文章。她在文中描述了自己如何在行業內找到了“她的同類”。他們都熱愛科技，遠離社交。費希爾在父親去世後變得心煩意亂。她的老板建議她去見悲傷心理治療師。沒想到，對方診斷出她患有孤獨症譜係障礙。她說自己當時盡管事業有成，但似乎是一名社會棄兒。英特爾公司的高級經理對費希爾說：“我好奇究竟有多少人因缺少診斷而得以在這
裏工作。”對一些後來才被診斷出患有孤獨症的成年人來說，確診讓他們終於明白自己長期以來在就業和人際關係方麵的掙紮原來與孤獨症相關。但是與此同時，費希爾坦承如果她早知自己患有孤獨症，她應該不會獲得如此高的職業成就。她覺得較早的診斷會阻礙她的發展。
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認識到標簽不過隻是標簽而已。標簽不是一個人的全部。對於一個人的狀況，無論是身體上、精神上還是心理上的，標簽似乎都試圖涵蓋範圍廣泛的特征和行為，讓自身達到了某種用途的極限。孤獨症的診斷就是基於一係列特征，然而，它並不是一個精確的診斷，就像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變異毒株“德爾塔”一樣。我更願意將孤獨症視為行為特征而非診斷結論。我讚同有人想要取消高功能孤獨症和低功能孤獨症這類表達方式的提議。我更願意稱之為說話的孤獨症和不說話的孤獨症。有些不說話的孤獨症患者具有驚人的藝術、數學或音樂天賦。孤獨症譜係是一個具有連續性的特征組合，其間充滿了大大小小的各種變化。
對於我的母親一直堅持讓我掌握的技能，諸如有禮貌、知道排隊、會自我表達或展示等，盡管學習過程很難，但它們的確是真正的生活技能，是我學會合作、溝通、妥協的實用工具。沒有它們，我不可能開辟自己的
職業道路。對我來說，不斷努力的一大動力就是向他人證明我一點兒也不笨。工作能力與學習能力不同。這聽上去似乎很基礎，學生應該學會準時，保持禮貌、幹淨、整潔，按時完成工作、執行任務。有禮貌不隻是會說“請”和“謝謝”，更是你即使麵對笨拙的工作夥伴也不會當麵說對方愚蠢的教養。不禮貌的行為恰恰是職業發展走向糟糕的開始。
當我在會議上和一些家長、老師交談時，我驚訝地發現有那麼多聰明的孩子因一個所謂殘疾或殘障的標簽而沒有學習如何工作。當我向這些父母具體詢問孩子的技能水平時，我發現他們沒有鼓勵孩子學習基本的生活技能，譬如購物、管理銀行賬戶或支付賬單（神經典型孩子的父母也大多如此）。當我向一位患有孤獨症的青少年的母親提出這一點時，她竟然哭了起來。她說兒子在學校表現得很好，但從來沒有一個人去商店買過東西，他甚至從來沒有自己買過一片比薩、一瓶可樂。這位母親說自己就是放心不下。
所有新的對神經多樣性和包容性的強調都是好事。可是，我也目睹了這種“包容性”的標簽有時隻不過是裝裝樣子而已。例如，當我去大學、政府機構和大公司演講時，我經常會在現場看到殘障人的圈子，也就是說隻有殘障人和殘障人在一起聊天。不止一次，在與高級經理
的分組討論中，邀請我的殘障人小組沒有將他們圈子之外的經理包括進來。這樣做的負麵後果是無法形成有助於殘障人進步的交流。在我訪問過的一家科技公司裏，他們忽略了將孤獨症患者所在部門的經理邀請進來。在我訪問過的大學裏也會出現類似的問題。神經多樣性和殘障人團體忘記了我在畜牧業領域發展。有一次我訪問一所大學，一位獸醫技術員項目的教授都沒有被告知我來了學校。防止形成這種阻礙溝通的人群孤島需要艱苦的努力。首先是要意識到它們正在形成。幾乎沒有一個組織意識到已經形成了人群孤島。這或許就是孤島的本質：你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已身處其中。
我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幫助到殘障人士？”這是一個經常由語言思維者提出的過於寬泛的問題。一個坐在輪椅上的人與一位孤獨症患者，處境截然不同。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詢問過許多公司以了解他們的想法。在一個殘障人會議上，我聽到一位盲人說他麵試了許多他本可以勝任的工作，但統統被拒絕了。所有崗位都涉及使用計算機。我覺得之所以發生這樣的情況是因為人們有麵試盲人恐慌症。他們一看到他的導盲犬和手杖就覺得安置起來太困難。我建議在這種情況下，求職者應該更自信，例如他可以一上來就說：“安置我
沒有那麼困難，你可以試用我兩周。我唯一需要的隻是特殊的計算機軟件。其他的事情，我自己就能處理。”他甚至可以更進一步建議說，一開始的幾天讓他的一位朋友來幫助他了解辦公室的布局。
有些人認為責任在於雇主，他們理應不歧視神經多樣性的求職者，並提供相應的入職條件。但是實際上，往往是求職者自己先打了退堂鼓。求職者積極主動的態度會讓麵試官放寬心，進而大大增加被錄用的可能性。神經多樣性的求職者需要展示出自己的實力，可以采用我的方法——“30秒的打動時間”。他們可以將自己的作品放在手機裏或精心設計的網站上，隨時做好在火車上或飛機上向身旁的潛在客戶進行展示和介紹的準備。
當我聽到SpaceX（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和特斯拉的創始人埃隆·馬斯克說簡曆並不那麼重要時，我一點兒也不感到驚訝。他並不看重你在哪裏上的大學（事實上，大學畢業並不是加入他的公司的先決條件）或者你可以成功複述什麼內容。馬斯克聲稱，自己之所以創業是因為當時沒有一家初創互聯網公司願意雇用他。他說自己曾發簡曆給網景，也曾在公司的大廳裏閑逛，希望能跟人一起聊一聊，可惜他當時過於害羞而不敢靠近任何人。馬斯克尋找的是內驅力、好奇心和創造力。他想要找到那些會製
造東西、會修理東西的人。我敢打賭，一張繪製精美的通風係統機械圖遠比簡曆上平均學分績點（GPA）達到4.0的高分更能引起他的注意。
然而，即使是最先進的項目也可能在失去企業支持後形勢惡化。我最近參訪了一家知名的品牌公司，麵向他們的員工就“不同類型的思維方式”進行演講。這家公司有一項由一位高層經理牽頭的、針對各種有身心障礙的人製定的不錯的企劃案。可是，在這位高層經理突然因病離開後，這個項目就變得糟糕起來。例如，一名盲人員工在係統更新後便開始無法使用自己需要的軟件。在此之前，她一直是客戶服務部的重要員工。多元化辦公室既沒能發現問題，也沒能對係統更新進行跟蹤。問題就是這麼簡單，卻足以摧毀她的職業生涯。
幸運的是，當談到神經多樣性時，雇主們自己也開始意識到雇用不同思維類型的員工會帶來競爭優勢。沃爾格林公司（Walgreens）一直是這場運動的領導者。供應鏈及物流高級副總裁蘭迪·劉易斯（Randy Lewis）在一名殘障兒童的啟發下，重新配置了他所在連鎖店的兩個配送倉庫中的計算機，以便工作人員在幾乎不需要閱讀文字的情況下進行使用。這家公司最終發現為殘障人士提供服務的倉庫的表現優於其他倉庫。
好消息是，越來
越多的人認識到，思維方式多元化的員工為工作場所帶來的才能和技能遠遠勝過一開始學習如何根據這些員工的不同需求進行重新配置所帶來的暫時性的不便。這些員工最終因其淵博的知識、豐富的記憶力和對細節的關注而受到讚賞。微軟等科技公司和高盛等金融公司都認識到了這一點。它們所采取的舉措將會進一步為思維方式多元化鋪平道路。在最近的一次會議上，我遇到了一個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的年輕人。他是一名汽車經銷商，對汽車的品牌、型號及特性有著百科全書式的記憶力。一開始，他沉悶的嗓音和他無法與他人進行眼神交流似乎是他在演講過程中無法逾越的障礙。可是，一旦人們感受到了他的熱情，體認到了他淵博的知識，他的神經多樣性就顯得一點兒也不重要了。事實上，這甚至成了他在銷售時的加分項。
毅偉商學院的羅伯特·奧斯汀（Robert Austin）和哈佛商學院的加裏·皮薩諾（Gary Pisano）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聲稱，澳大利亞國防部發現孤獨症患者在分析原始數據模式和潛在網絡安全漏洞方麵的技能“出奇地好”。這個過程需要極高的對空間模式進行可視化的技能。大型軟件公司思愛普和惠普
公司發現，如果能給孤獨症患者提供良好的培訓和一些便利條件，那麼他們會成為非常高效的員工。他們可能需要降噪耳機和安靜的工作場所，可能還需要更多的培訓時間。但是，一旦培訓完成，他們就能勝任精確度很高的工作。在澳大利亞公共服務部，患有孤獨症的軟件測試人員的工作效率比非孤獨症同行高出30%。
一份英國的針對雇主的招聘指南《尚未發掘的人才》（Untapped Talent）重點突出了患有孤獨症的員工的品質，諸如關注細節、注意力高度集中、可靠、記憶力和技術能力出色。除了安靜的工作條件，這份指南還提到感官休息、清晰的工作說明和照明變化是一些可能需要提供的簡單的便利。這些員工的天賦不僅僅是技術方麵的。眾所周知，孤獨症患者還具有另兩項可貴的品質：忠誠和誠實。
丹·伯格（Dan Burger）曾出現在新聞雜誌節目《60分鍾》的一期探索孤獨症患者能力的節目中。伯格在範德比爾特大學開發了一套名為Filtergraph的計算機程序，可用來分析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太空望遠鏡的數據，進而幫助天文學家發現太陽係外行星。伯格的網絡平台已經擴展到可視化分析其他大型數據集的程度。他發現孤獨症患者“對圖像中模式的理解程度更高”。此外
，他在創建孤獨症和創新中心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個中心正在開發測試來識別視覺思維者，其目標是為視覺思維者的長期就業做好準備。
最近，我訪問了位於芝加哥郊外的軟件和硬件測試公司Aspiritech。這家公司發現它的一個分支機構正在損失其20%的業務，但是誰也搞不清為什麼。後來，公司才發現原來是網頁設計師在網站更新時不小心弄反了公司電話號碼中的兩個數字。一名孤獨症譜係員工發現了這個細小的錯誤。這雙善於捕捉視覺細節的孤獨症之眼為這家公司節省了一大筆錢。
管理者需要願意接受一個事實，即神經多樣性的人可能在麵試或人際交往方麵表現很差。事實上，隻有15%的孤獨症患者有工作。這個數據還不到殘障人總體就業率的一半。一個高素質的人會因為缺乏情感而顯得沉悶、注意力渙散。思維方式與眾不同的人通常不會成為團隊合作者和“社牛”。盡管如此，人都是可以被訓練的。大家很容易忘記人們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學會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不足。就我來說，很多我在十幾歲甚至三十幾歲還有的一些特征現在已經消失了，譬如不斷重複同樣的事情、因反應慢而打斷別人等。思維方式與眾不同的人也可能反應遲鈍、行為衝動。這大多是因為他們沒能整合好大多數人認為理
所當然的社交技巧。與我共事的一位成功的機械設計師非常出色，可以設計、建造任何東西，解決任何機械問題，但是他的脾氣令人感到害怕。有一天，在我參觀工廠時，他開始瘋狂吐槽工廠的工程師，甚至說了一些下流話。我連忙拉著他朝牛群上方的一條通道上走去，以防他的咆哮聲被辦公室裏的工程師們聽到。
在我為撰寫本書做一些研究時，我回顧了自己參與過的所有大型的動物處理項目，尤其關注了那些我設計設備並監督跟進建造過程的項目。換句話說，它們是我花了很長時間在現場工作並認識了一眾工作人員的項目。根據這些工作人員的自述和我的非正式分析，我認為我在這些工作場所遇到的熟練的繪圖員、機械設計師和焊工中，約有20%患有孤獨症、閱讀障礙或未經確診的注意缺陷多動障礙。他們大多高中畢業，從在小作坊、小商鋪開始工作時就進入了現在的領域。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創新往往就發生在小商鋪中。我提到過的好幾個成功案例都是一開始自己開小商鋪的人。然而不幸的是，那些本來可以自己開店或者當學徒的年輕人如今卻隻能被分流進特殊教育，徹底失去了學習使用工具的機會。
最近，我在緬因州看到了一家名為PrintCraft的漂亮的印刷店。這家店的主人莉薩·皮克斯利（Lis
a Pixley）是精通19—20世紀印刷機的行家裏手。她自豪地向我展示它們的工作原理。每一台印刷機都有它的機械裝置。莉薩可以熟練地操作腳踏板和手工打樣，同時讓紙張通過每台機器的滾筒。我問她是否願意參加視覺空間測試，她最終的得分和我一樣高。換言之，她是一個近乎純粹的視覺思維者。她數學不好，尤其是代數，後來還被安排進了特殊教育班。幾年下來，她的功課就完全跟不上了。有太多的視覺思維者就這樣被堵住了出路。好在莉薩發現了自己對版畫和古董活字印刷機的熱愛，並成為一名印刷大師。
接觸的價值
聰明的工程師從何而來？
許多人之所以進入某個特定的職業領域是因為他們很小就有過接觸。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家族企業或子承父業的緣故。根據康奈爾大學莊臣商學院的統計數據，約有40%的家族企業在代代相傳，有20%的醫學生的父親或母親就是醫生，律師的孩子繼續成為律師的概率是其他孩子的17倍。這就是一種直接的接觸，但它絕非唯一的接觸途徑。我懷疑大多數年輕人對職業可能性的範圍並沒有概念。所以，我在演講時堅守的使命之一就是試圖打開他們的眼界，其中也包括打開家長和老師的眼界。
在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我們似乎忘記了孩子需要接觸考試以外
的東西。發展興趣愛好其實能擴展一個人的想象力和內心生活。甚至從更高的層次來說，一個人內在的豐富性恰恰來自課堂外的生活。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生理學家羅伯特·魯特-伯恩斯坦（Robert Root-Bernstein）發現，獲得諾貝爾獎的頂尖科學家與其他廣受尊敬的成功科學家相比，前者擁有一項創造性愛好的比例高出50%。那些在各自領域內發展至頂端的科學家通常愛好廣泛，對很多東西都感到著迷。最突出的一個例子就是愛因斯坦對音樂的喜愛。一方麵，他認為音樂、拉小提琴有助於形成那些他最具影響力的理論；另一方麵，他的科學思維又反過來有助於他捕捉到音樂那複雜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