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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12 月 31 日，伴著 80 後噴薄欲出的第一縷曙光，我如一顆新星，降生在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爺爺在爸爸 3 歲時便撒手人寰，40 多歲才生下我爸這個幼子的奶奶，也在爸媽訂婚之後、結婚之前就與世長辭。媽媽是家中的長女，外公外婆膝下無子，本想招贅女婿，後來看到我爸家與外公外婆家近在咫尺，步行不過須臾，於是便打消了這個念頭。爸媽剛到法定婚齡，爸爸的兩位哥嫂就給他們分了一間房和一個豬圈，讓他們開始了自己的小日子。一年後，我便迫不及待地呱呱墜地。
年輕的父母對未來的生活滿懷憧憬，然而這個年輕的家庭卻也如在風雨中飄搖的小船，處處麵臨著困境，而首當其衝的便是貧困這座難以逾越的大山。我媽說，他們曾經嚐試過種植蘑菇、種菜等農活，在土地裏苦苦掙紮，卻始終無法攢下多餘的錢財。於是，爸爸毅然決然地選擇前往煤礦，希望能在那黑漆漆的礦井中，挖掘到生活的希望之光。
我出生後，隻有小學文化的爸爸，給我取了一個極為傳統的名字，王秀。可我那有著初中文化的媽媽，覺得這名字真是土得掉渣。最後，媽媽翻遍了字典，給我取了一個如詩如畫的名字——王曉，蘊含著破曉見光明和知曉通曉之意，仿佛在訴說著對我美好未來的期許。
據說在我兩歲左右，尚在牙牙學語之時，媽媽肚裏正孕育著一個弟弟。然而，麵對高達三千元的超生罰金，爸媽無奈地在懷孕六個月時，忍痛選擇了引產。這件事，成了爸爸心中永遠的痛。或許是因為他的兩個哥哥都有兒子，而他僅有我這一個女兒，盡管他對我疼愛有加，卻始終心存缺憾。不久之後，爸爸背起簡陋的行囊，遠赴山西，走進了一個黑煤礦，希望通過挖煤改善家庭的困境。
正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我家或許就是那根最脆弱的麻繩，厄運專挑苦命人。爸爸離家後尚未給家裏寄回一分錢，就傳來了噩耗。與爸爸一同出門的同鄉打來電話，告知爸爸在礦洞中遭遇事故，身受重傷入院。媽媽和外公如遭雷擊，匆匆收拾行囊，乘著綠皮火車，趕赴山西接回了下身截癱的爸爸。在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醫院的消毒水味成了我記憶的主調，媽媽用輸液管編織出的小魚、小鳥，還有醫院大門口的假山魚池，也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我爸出院後，為了方便照顧，爸媽搬到了我外公家生活，我爸的腿也一直沒能站起來，日常出行他就靠兩張竹編的椅子挪動。原本黑瘦的他也因為長時間的臥床長得白白胖胖。我至今能還記得我和鄰居家的孩子打架後跑到他床頭告狀的情形，也通過照片清晰的記住了他的模樣。他出事後快2年的時候，趁著外公外婆，我媽帶著我走親戚他在家喝農藥離開了人世。那時候，我還不到四歲，我媽哭幹了眼淚，我隻知道家裏來了很多人，他們有人說可憐了我，有人給我頭上用麻繩捆上長長的白布，那白布長得我站著都要拖在地上好長一截。
生活如滾滾車輪，總是不斷前行。記憶中的母親，總是留著齊耳的短發，身軀瘦弱，一米五的個頭，卻能挑起滿滿兩大籮穀子，挑糞施肥更是不在話下。盡管院子裏的小孩會和我打架，但沒有人會嘲笑我是沒有爸爸的孩子。那時，已經在鎮上上班的二姨和二姨父常常回家看我，給我買娃哈哈和冰棍。雖然他們兩人一個月的工資不到 300 塊，而一瓶娃哈哈就要一塊錢，但他們對我的愛毫無保留。讀中專的三姨也會用自己放假做水果生意的錢給我買毛線，織出溫暖的毛衣。隻有四姨，初中畢業後去了廣州的工廠打工，幾年都未能見麵。
生活平淡而艱辛，母親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到 8 歲。有一天，一個親戚帶著一個高高瘦瘦的叔叔來到我家。同伴們說，那個叔叔的頭長得像一把斧頭。那時的我，隱約感覺到他的到來會改變我的生活，所以對他心生厭惡。然而，小孩子的細微情緒無法改變故事的走向。不久後，這個叔叔住進了我家。從此，我再也不能和媽媽睡在同一張床上，也無法再摸著她的手臂、耳垂入睡。夜晚，我總是會被噩夢驚醒，總覺得空蕩蕩的二樓有鬼魂出沒。於是，我常常半夜咚咚咚地跑到樓下，要麼去找外公外婆，要麼去敲媽媽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