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眾人的反應，剛才的說辭竟然沒有獲得他們的認同，這就有點尷尬了，雖然他描繪的前景無比誘人，但是則是建立在擁有絕對的醫療領域的研發實力上麵。
而恰恰他在醫療行業的研發實力沒有被證明過，所以他們持懷疑態度也就正常了，隻是趙一現在也空口無憑，拿不出什麼東西證明。
所以這種尷尬也就沒法化解了，隻能留待以後來證明，不過即使不說前景，隻是單純的計算醫療成本，15%的比例就能夠實現全民醫療也是一件很劃算的事情。
但是正如趙一剛才說的，免費醫療和免費醫療之間還是擁有巨大的差距，所以必須要建立相應的製度，來保證所提供的免費醫療服務具有一定的質量，而不是名義上的免費醫療。
“我知道在座的對於醫療行業的未來前景保持謹慎，我也能夠理解，畢竟我現在還沒有拿出該有的實力來證明這些目標是否能達成。
但是我對於這方麵的前景是實實在在的看好，同時對於我在這個行業的研發能力也是有信心的。
這個就不繼續討論了，隻能夠留待以後來證明。
剛才說了，既然要進行免費醫療製度改革，而且還是將其承包給我，對於醫療服務的質量肯定心存疑慮，這就需要我們共同建立一套完善的，能夠符合實際的具體細則規範了。
這不僅能夠保證在當前經濟醫療條件下提供合適的醫療服務，還能夠為承包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很明顯的例子，如果醫療救治失敗，那麼失敗的原因就需要界定，或者需要一套界定程序，不然家屬來鬧，就解釋不清了。
這既是給家屬一個公平的解釋，也是給承包商一個公平的營業環境，不然在醫療中產生的矛盾將會非常突出，也不利於國家形象的建設。”趙一說道。
這也是政府對於醫療福利進行承包的一個疑慮，既然趙一提出了這個問題，那麼說明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具有統一的認識。
後麵就是需要商談具體的細則定製，涉及的醫療專業知識和法律知識，需要專業的團隊來進行探討，不是這裏能夠講明白的。
高管說道：“這也是我們對於醫療承包的疑慮之一，畢竟醫療關乎的是人命，這方麵再謹慎都不為過，這既是保護患者的權益，也是保護承包商的利益。
既然趙總也提到了這個問題，那麼後麵我們就各自組建專業團隊來進行協商談判，爭取拿出來一個科學合理，可執行的一條規章製度出來。”
雙方在這個方麵達成了共識，也就沒有必要在進行這方麵的話題了，畢竟該說的也說了，具體的問題還是需要後續的會談來解決。
“下麵就是養老製度的問題了，首先我們要明確一點，什麼年齡階段才是老年人，隻有明確了這個問題，才能對接下來的問題進行探討。
在我看來，老年人的界定應該是在人生最後20%的時間段內，也就是說，社會平均年齡為74歲，那麼被定義為老年人的最低年齡應該是60歲左右。
按照我們現在的社會平均年齡是68歲計算，被定義為老年人的最低年齡就是55歲左右。
所以老年人的年齡定義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據社會平均年齡來浮動計算的，因為隨著科技的發展和醫療技術水平的提高，人均壽命是越來越高的。
那麼以後平均年齡達到80歲或者100歲，將越來越成為可能，如果是一個固定的養老年齡值，對於社會的發展是不利的。
同時對於養老的壓力也是巨大的，最終很可能會難以為繼。
假如平均年齡達到了100歲，還是按照60歲的年齡退休，那麼人的一生將有40年的時間無法為社會創造明顯的財富。
反而需要社會供養，這對國家和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負擔。
由於退休時間段的延長，養老金額不可避免的增加，而工作時間內提交的養老金基本上是比較固定的，最後養老金肯定會入不敷出，這樣的養老製度也就無以為繼。”
作為承包商，趙一必須先要將這個問題講明白，不然首先危害的就是他的利益，即使他再富可敵國，如果不計較這個問題，還是有可能陷入破產的境地。
當然這個問題不僅僅是關乎承包商的利益，也關乎國家的利益。
一是會造成參與勞動的人口會越來越少，國家的經濟發展肯定會受到打擊，畢竟國家的財富依賴於勞動人口來創造。
二是養老金會因為大量的退休人員而麵臨枯竭的境地，雖然是承包給了趙一，最開始肯定是趙一來承擔這部分損失，也就是說首先破產的是趙一。
但是趙一一個人破產並不算是什麼，但是帶來的影響卻是巨大的，既然趙一這個承包商都無法維持下去，那麼國家來接手也不一定能夠維持的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