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則是身份的要求。
自從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罷除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士人成為了最高一級的平民。
後來平民逐漸分為四種，即士農工商。士，就是士民；農，就是農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農民務農，工民做工，商民經商，士民讀書。
士以讀書為業，以做官和傳承文化為目的。所以士農工商之中，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他們甚至無權做官。?
這樣一說誰都明白，但當時能夠達到這三個標準的人還真不多。別的不說，光是通曉經學就很難，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書讀，都讀得起。如果還要求什麼都不做，專門隻讀書，那就更難。因此，隻有那些有書讀，讀得起，讀得進，讀得好，而且並無其他職業的讀書人，才可能做官。
做官必須讀書，讀書為了做官，讀書與做官就變成了一件事，變成了職業。一個家族，如果以讀書做官為職業，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讀書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讀書為業的，差不多也都世代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
由此可見，所謂“士族”，就是由於世代讀書做官，而從平民階級中分化、產生出來的特殊階層。他們的特殊性表現在三個方麵，即壟斷仕途，控製輿論，變成豪強。士族為什麼能壟斷仕途呢？因為一個人既然是有條件讀書的，又做了官，他們的子孫後代自然也比別人更有條件讀書，更有條件做官。即便讀書人多起來了，祖輩、父輩做過官的人，同別的讀書人競爭，總要容易些。這樣一來，就會出現一個現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這樣一來，做官的名額就有可能被若幹家族壟斷，或者壟斷某些官職。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一個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薦權，可以推薦別人做官。推薦什麼人呢？兩種人。一種是自己人，還有一種是社會地位較低的讀書人。這些人做官機會較少，一旦被推薦，一般都會感恩報恩，甚至與推薦人在政治上發生從屬關係，情感上發生父子關係，成為他們的“非血緣關係家族成員”。一個人，官越大，推薦權就越大；做官的時間越長，使用推薦權的機會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會形成“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麵。這些“門生故吏”也可以推薦別人做官。但他們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門生故吏”，那麼，他們在行使推薦權的時候，當然要看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貢獻若幹名額作為報恩。因此，一個家族的“門生故吏”越多，他們掌握的推薦權也就越多。時間長了，也就壟斷了做官權。
第三，享有推薦權的人還可以互相推薦，也就是我推薦你的人，你推薦我的人。這種“投桃報李”的做法也是官場的“潛規則”，人人心知肚明，往往不用討價還價便能默契地進行。最後是推薦權和做官權都被大大小小的士族瓜分。
不僅如此，士族控製著整個漢朝的輿論，因為這群人原本就是由於讀書才做官，由於做官才成其為士族的，當然最有學問最有文化。因此，作為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的領袖，士族便不難團結一大批文化人，這就是名士和太學生。太學生就是太學裏的生員，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後備幹部”。名士就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社會賢達”。名士不一定出身士族，有的名士還兼有其他身份，比如竇武是外戚兼名士，劉表是宗室兼名士。但不論何種身份，都與士族關係密切，大體上是名士依傍士族，士族借重名士，太學生則成為他們的擁躉。
所謂的“名士”，就是現代的“意見領袖”或者“公眾人物”。這些人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發表意見，褒貶人物，議論時政。這種意見，當時就叫做“清議”。清議的影響力很大，殺傷力也很強。一個人，如果被清議所褒揚，就身價百倍；如果為清議所不齒，就臭不可聞。清議的力量這樣大，發表清議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邊，還有太學生作為呼應，士族當然就控製了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