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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思想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為幼時的盲目、為政時期的附會時尚和貶官後的自覺三個階段。[22]他在長安應舉和為政時期，曾與文暢等出入官場文壇的僧侶結交，很欣賞晉宋以來名家人與和尚支道林、釋道安、慧遠、慧休的關係，並極力稱讚那些與自己同時代人的那種“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23]柳宗元認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誌於物外而恥製於世者，則思入焉。”[24]這正是他改革失敗後被貶永州的真實心理狀態。於是，“自肆於山水間”，更有意識地從自然山水中尋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鬱結。[25]
柳宗元絕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對待人生的態度是積極執著的。他雖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儒家的。[26]他一生有兩項重大活動：一是參與永貞革新，一是領導古文運動。這二者都與他複興儒學、佐世致用的思想有關。[27]他既身體力行了“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的政治理想，[28]又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29]“輔時及物”[30]的主張和以儒家經典為“取道之源”的原則。[31]
柳宗元的散文，與韓愈齊名，韓柳二人與宋代的歐陽修、蘇軾等並稱為“唐宋八大家”，堪稱我國曆史上最傑出的散文家。唐中葉，柳宗元和韓愈在文壇上發起和領導了一場古文運動。他們提出了一係列思想理論和文學主張。在文章內容上，針對駢文不重內容、空洞無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現實，“不平則鳴”，富於革除時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體，突破駢文束縛，句式長短不拘，並要求革新語言“務去陳言”、“辭必己出”。此外，還指出先“立行”再“立言”。這是一種進步的文學主張。韓柳二人在創作實踐中身體力行，創作了許多內容豐富、技巧純熟、語言精練生動的優秀散文。韓柳的古文運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寓言
在遊記、寓言等方麵，柳宗元同樣為後世留下了優秀的作品。“永州八記”已成為我國古代山水遊記名作。這些優美的山水遊記，生動表達了人對自然美的感受，豐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領域，從而確立了山水記作為獨立的文學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因其藝術上的成就，被人們千古傳誦、推崇備至。除寓言詩外，柳宗元還寫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驢技窮”，已成成語，幾乎盡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雖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記一樣，被千古傳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