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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將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國的輸入和傳播是緩慢的話，兩次中日戰爭後，西方的觀念和價值標準則於十九世紀末在中國士大夫階層中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更為重要的是，伴隨著西方文化思想和科技而來的是中國的很多傳統士大夫對西方文化這種傳播態度發生的重大變化，這兩場成功的對外反侵略戰爭成為了中國思想意識界地分水嶺。 如果說在此之前中國人對西方僅有的一點興趣大部分集中在科學技術知識（中國人叫“藝”）上，現在，中國的文化階層已經把目光轉向了西方的政治知識，經驗以及製度（可以簡稱為“政”）上了，甚至於還包括西方的宗教思想和文化方麵（可以簡稱為“教”）。
士大夫文人們日益接受西方的文化知識和價值標準，使得西方思想從中國文化的外圍向中心滲透，但因為中華文明自身地強大生命力。 這種滲透實際上起到了西方文化思想和中國文化思想上的融合（就象那個極其有名地“四教合一”）作用，在因戰爭而引發的民眾普遍要求改變現狀的背景下。 這種思想上的融合速度大大的加快了。
葺爾小國日本接連兩次敢於向大清國不宣而戰，每次都打得大清國措手不及，這兩場戰爭打痛了中國人，也打醒了中國人。
第一次甲午之戰中大清倉促應戰，勝得極其僥幸（如果不是有一隻小小蝴蝶在作怪的話）。 第二次丁酉之戰，在有了一定準備的條件下（中國擁有了萬噸鐵甲巨艦和新式巡洋艦及潛艇，還有“充足”地“兵力”和火炮）。 盡管最後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但還是付出了巨大的損失和傷亡代價。
據不完全統計，整個大清陸軍傷亡將近6萬人，海軍四支艦隊一共傷亡近千人，兩個海軍提督犧牲，損失巡洋艦5艘，其他各類艦艇及民船12艘，官民死傷還沒有確切數字。大清為這場戰爭支付了差不多1000萬兩白銀的軍費，而戰爭的勝利果實卻幾乎全部被西方列強所掠奪，這個結果對中國朝野上下各階層來說都是難以接受的，尤其同樣是亞洲國家的日本戰敗後就此被歐洲列強瓜分的殘酷現實也警醒了中國人，中國上下各階層想要讓國家強大起來地願望變得比任何時候都要迫切。
許多人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試看亞細亞之古國。除中國與泰國，未為列強亡者，幾為列強亡者有幾？日本明治維新凡曆三十餘年，變成法，啟民智，方有後來之盛，然終不免敗亡，以其國土太狹，民力太弱，雖一意振刷。以求自強。然輕啟戰端，侵掠他國。稍有挫折，瞬即覆滅，誠可歎也。而泰國則不然，泰人師取西法而厲行改革，不輕與鄰國啟釁，故隱隱有複興之象，英法亦頗忌憚之。我堂堂中華，豈不能效泰日之所長以振興乎？”
這篇文章把日本和泰國走過的道路做了比較，指出了日本敗亡和泰國得以在英法兩國在東南亞的角逐中存身的原因，分析的也可以說很有道理。
“……方今世界，優勝劣敗，弱者先絕，中國地廣人眾，物阜民豐，若能取法日本，自強振作，或有一線生機，與列強並存於地球，如若不然，日本之今日，即中國之未來也。 ”
這個是大概是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角度講地，希望中國能夠快些振興，免得被開除了地球的“球籍”。
那個時候的中國報紙，能夠報導這樣激切的言論，呼籲國家變革圖存，可以說是非常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