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回答趙興的話時，依舊顯得有點憂心忡忡，心不在焉，似乎還在為軍器監案煩惱。趙興商量完蘇遁的事情，他慢慢的坐在蘇軾旁邊，看著蘇軾心煩意亂的翻動著桌上的文檔。而高炎師高俅則替他整理著文檔。
房間裏沉寂了片刻，蘇軾歎了口氣：“為師將在五日後入宮院……”
趙興接口回答：“那座小院子我已經看了，家具齊全，反正我也不打算在京城常住，所以簡陋點也不怕，明日我就搬過去。”
蘇軾又沉默了片刻，才開口：“為師打算就‘新法’寫幾個調整，你看……”
趙興突兀的插入：“不如歸去！”
蘇軾聽了一愣，被趙興看穿了心事，他沒有掩飾，長長的歎了一口氣：“朝堂上……”
蘇軾想說的是朝堂上“鬥爭”氣氛越來越濃，新黨舊黨為了各自的主張——不，他們不是為了各自的主張而鬥爭，純粹是為了顯示自己的黨派立場而鬥爭。
王安石在變法的時候，有人對新法的許多主張提出質疑，皇帝也為某些質疑而疑惑，他詢問王安石如何處理，王安石根本沒打算依據反對意見，對自己的變法主張進行拾遺補缺，他直接詢問皇上：“把他們的名單告訴我。”
於是，大迫害開始了。
王安石在這裏引進的是一種新的政治哲學：鬥爭哲學。中華傳統文化的特點是包容和中庸，宋朝是君子政治，王安石提倡的鬥爭哲學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相當大的排它性。如果說“崖山之後”是中華文明衰落的開始，那麼，自“安石之後”，中華文明的政治傳統基本上已經斷裂。
身為中國鬥爭學派的鼻祖，自王安石之後，政壇交鋒不再是為了利國利民，而是為了鬥爭，為了在鬥爭中獲得唯一奴隸主——皇帝的更大寵愛，以此攫取更大的權利。
爭寵，才是鬥爭的終極目標！
趙興不由想到一則宋代笑話。傳說：杭州有一個地方的鄉村教師給學童們講《論語》，把其中的“鬱鬱乎文哉”念成了“都都平丈我”，這些小學生便牢記心上認為這是正確的。等到一個老學者前去糾正謬誤，告訴學生們應該念“鬱鬱乎文哉”時，反倒把學生嚇跑了。
“都都平丈我”——宋人笑他而不知道它的含義，趙興這個現代人有資格笑嗎？
在鬥爭哲學中長大的一代政客，已經完全陷入了報複與反報複的興趣中，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告訴他們人與人之間不該鬥爭，應該有事說事，討論、妥協、達成共識……他們會怎樣？
他們的世界觀崩潰了！
他們會懷疑你在詐騙他們放下武器——而事實往往是這樣。
軍器監案的爆發是個導火索，這意味著新黨人員的報複開始了，剛開始還能就事論事，後來則是為了反對而反對。而處身在黨派爭鬥的蘇軾裏外不是人，因為他雖是被新黨迫害的人員，但他並不讚成全盤否定新黨的變法，而是要求對其中一些變法方案進行甄別對待。
這讓他像一個蝙蝠一樣，無論在鳥類獸類裏頭，都不受歡迎。
剛剛平息的“藩錢案”隻是個引子，蘇軾已經感覺到兩黨鬥爭的大火越燒越旺，他感覺到針對他的潛流洶湧，所以他才如此憂鬱。
蘇軾應該感到慶幸，他幸虧生在宋代，所以還能活著，否則，即使晚生800年，作為實用主義者，全然不顧路線道路的正確與否——那麼，他依然擺脫不了受迫害的命運。那時他能活著喘氣都是一種奢侈——在這點上，趙興身在局中，恨自己無力幫他。
幸而，幸虧這是宋代，不殺士大夫。所以蘇軾的命運還有轉機，隻要蘇軾肯退下來，做一個田舍翁詩酒娛己，自然可以幸福餘生。
但可能嗎？趙興深知這一點。
宋代的知識階層還保留著一種傻傻的、純樸的使命感，哪怕到了大宋滅亡的前夕，他們依然純真的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挽救這個朝代。
正是這種使命感使趙興迷醉。然而，他卻有點絕望的發現，有可能，在“都都平丈我”的教育下，他們的一切努力都是加速這節列車向深淵奔去的速度。
沉默良久，趙興終是徒勞地努力說：“不如歸去！”
蘇軾沒有回答，他的使命感不允許他這麼做。這就是宋代知識分子的無奈！
趙興深知這點。
……
第二天，趙興開始搬家。陳公川姊弟自然跟隨。秦觀本來還想繼續在蘇軾家中寄寓下去，但趙興強拉著他離開。
除了秦觀之外，因為租的院落大，陳慥父子也幹脆不住客棧，搬到了趙興的新院子。
等到了第五天，蘇軾進入貢院，朝廷上開始進入科舉的封閉出題階段。京師裏的氣氛陡然凝重起來，天氣也似乎被這種凝重氣氛所感染，一連幾天都陰沉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