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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上，蘇格拉底被雅典民主判決死刑之前，其實是有無數次機會不死的，最後是他硬生生作死的——這不是黑他，而是最敬仰他的得意門生柏拉圖親筆寫的。
柏拉圖在《蘇格拉底之死》中這樣描述：一開始，蘇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是“敗壞雅典青年和異端邪”。
是否真的敗壞不談，單審判過程。古代雅典的民主審判製隻兩輪辯論投票式的，即第一輪控辯雙方先對有沒有罪辯論、然後501人團投票，得票51以上的一方勝。
如果第一輪結論是“無罪”，那就沒有第二輪了。如果第一輪“有罪”，才有第二輪的“量刑辯論”。
也就是控辯雙方再各自出一個刑罰尺度，一般肯定是控方的尺度重、辯方的尺度輕，然後雙方再辯、投票，得票51票以上的那個量刑成立。
但這個製度也有一個很僵硬的地方，那就是不許501人團提出一個折衷的量刑，必須隻能在控辯雙方給出的兩個選項裏二選一。而任何介於兩者之間的和稀泥是雅典法律不允許的。
有點思維能力的人就不難發現：哪怕辯方第一輪輸了，但隻要第二輪量刑時，提出的受刑尺度比較誠懇，那麼贏回一場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因為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了嘛。哪怕第一輪輸了00票的犯人，好多在第二輪服軟後，博取了501人團的同情，得到了量刑意見擁護，都是很常見的。
而蘇格拉底死的時候是怎樣的呢？第一輪他是1票對80票輸的，判定他確實“敗壞青年”，這個差距並不算懸殊。
明有0個人本來就覺得他不該受罰，要是他第二輪再拉0個人過來就贏了。甚至柏拉圖記載，那80人裏，當場就有超過0人表示：蘇格拉底你服個軟，交100德拉克馬罰款，這事兒就算過了，如果你沒錢，這裏有個大土豪願意幫你出100德拉克馬。
但蘇格拉底選擇陳述的量刑是“我不但不該被罰，因為我的不是邪，相反還開化了你們雅典人的智慧，所以你們應該賞賜我100德拉克馬”。
而控方的量刑要求，是“死刑”。
也就是，讓501人團在“罰款100”和“死刑”之間隻能二選一，大多數人肯定會選“罰款”，他們並不想殺蘇格拉底，隻要他服軟，承認自己是邪，消弭他的哲學影響，這些人目的就達到了。
但是在“賞賜100”和“死刑”之間二選一，結果就立刻崩盤了，有400人都選了“死刑”，因為他們覺得這個蘇格拉底太囂張了，也就是“量刑辯論”的結果比“有罪辯論”還要懸殊，堪稱雅典曆史僅見。
然後蘇格拉底就喝了杯毒芹汁自盡了。
這裏麵，就可以看出“隻許投票，不許修改”的強迫二選一僵硬做法，有多大的危害。
如果雅典501人團有權自己做出一個折衷裁定，不是非要在“賞賜100”和“死刑”裏選，相信他們是可以得出“罰款”、“流放”等中間刑的。
如果美國的眾議院和總統，還有在表決時臨時修改拉人的機會，而不是全是全非懟到底，那麼遠到《凡爾賽條約》、近到《中導條約》，也都有可能妥善彌合。
基辛格課題的關鍵，凝聚到了“如何為非此即彼的硬懟式投票環節中、繼續進行微調的秘密努力，增加一層保障，提升其效率，或者保護其萬一曝光之後不被報複性和維護顏麵性追究”這個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