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夏，曆朝曆代的君王對曆史都極為看重，有專門的史官記載王朝興衰以及社會的變遷等重大事件。
而改朝換代之後，新的王朝也會組織人員來對舊的王朝的曆史進行修繕工作，通過官方審核，定稿之後，方才刊印發行。
官方這種史家修的史書被稱為正史，也叫信史，是日後史學家撥開曆史迷霧，探尋曆史真相的最主要的依據。
當然，正史記載的東西也未必完全可信，有些事情因為涉及本朝，“為尊者諱”，有時候就會用春秋筆法一帶而過，甚至罔顧事實，肆意美化某個朝代，這樣的史書一般不會得到史學家的認同。
比如近代民國時期搞的清史稿，一些八旗子弟遺老遺少寫的清朝曆史，將我大清美化實在不像話，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幾乎所有人都不認同這部曆史，因此這部曆史隻能被稱作清史稿，而不是清史。
隻有經得起時間考驗，被曆代史學家推崇的史書，才更有參考價值。
如果正史記載的不太詳細，或者某些地方記載的很不對勁，那麼在研究某些朝代的曆史時，就需要一些雜史來作為參考佐證。
除了皇家的史官之外，在民間也有修史之人，這些人修的曆史被稱作野史，也叫雜史，其中或有無稽之談，但也不乏真實之事，有很強的的學術參考價值。
但無論是信史還是野史，都有確切的紀年與準確的地點，事情發生的原因，以及當時的政治環境與時代印記，都在書裏體現的極為明顯。
如果按照華夏的曆史一代代往前推溯，基本上就沒有斷代的時候，即便偶爾有含糊不明的年代，但在書中也會標注大概的時間段，而且這種模糊的時間段不會太長。
遍觀世界曆史典籍，也就隻有華夏曆史記載的這麼有條理，有出處，又有確切的年代記錄，幾千年以來，曆史記載一直延續至今。
而在西方，在十六世紀之前，他們根本就沒有曆史，所有十六世紀之前的曆史，基本上全都是當代史，也就是人為造假的曆史。
其實我們仔細推想一下就能得出這種結論。
在十六世紀之前，西方分成無數國，他們連曆法都沒有，也沒有專門寫曆史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們缺乏一種最重要的東西——文字的載體。
當時的西方是沒有紙張的，記載重要的東西，隻能使用羊皮卷，而羊皮卷價格昂貴，絕不可能記載太多的東西，據還有一種莎草紙，但莎草紙其實並不是紙，而是一種草葉子，根本就不能長時間保存，而能夠長時間保存的載體，無論是石板還是羊皮卷，都不可能大規模普及開來，因此他們記載的東西極其有限，流傳下來的更是屈指可數。
因為記載東西的零散與不成體統，在加上沒有曆法的標注，這就導致了西方世界的曆史極為混亂不清。
在華夏，關公戰秦瓊是一個笑話，而在西方的曆史上卻時有發生，就算是有人物的記載，但沒有年代的標注，所以導致他們無法梳理曆史事件的脈絡。
華夏老祖宗為了寫東西，也是絞盡了腦汁，最後才選出了竹簡木牘作為保存文字的載體工具，但竹簡的製作工藝極為繁複，上麵的字體都是以工具刻出再加烙印，然後再以皮筋串聯，這樣才形成竹簡，也就是成型的文字載體。
孔子看易經，“韋編三絕”，的就是，明孔子看書看了好多遍，很上癮，把鏈接竹簡的皮筋都給翻閱斷了的事情，那時候文字的載體就是烙印刻字的竹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