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夏啟即位以來，承商湯伐夏，武王伐紂，歲至本朝，曆朝皆有課稅。國無稅無以治國，然，數朝傾覆，皆弊在課稅。稅重，民無以活，遂反。有此一朝，賦稅之第，冠絕古今，何者？答曰：大明也！
言大明稅收過低，眾人難以信之。自幼以來，蒙教育皆為是，明之一朝，民不聊生，帝王殘暴荒淫，橫征暴斂，敲骨吸髓，百姓受課稅之重，史無前例。甚至明亦亡於重稅，民難堪負擔，遂奮起奮起反抗。
教科書如是，至於些許名曰曆史學者之人的文章亦如此宣揚。然，事實真如此呼？
明朝每畝田均產米1石，南方畝產量甚高，北方略低。
耕地麵積，明初洪武時期的耕地麵積約為8億5000萬畝左右，至萬曆年間耕地麵積應在11億畝左右。
據此估算，洪武年間農業總產量是10億兩千萬石（6084000噸）左右，而晚明時期全國農業的總產量至少是1億兩千萬石（78144000噸）左右！
然而，實際情況呢？
明初之時，“田賦收入達到7萬8900石（191091088噸）”，到明成祖以後，“每年的計劃收入均保持在700萬石（1598400噸）左右”！
明初稅率百之取三分一厘六毫（16%），明晚期平均稅率約百取一分九厘七毫（197%），可見無論明初，還是明末，平均農業稅率均低於三十分之一，明末期（不包括崇禎時期）甚至低於五十分之一。
所以，明朝的皇帝，對百姓絕對是良心皇帝。
那麼，為什麼國家的稅收一年比一年少，皇帝越過越窮，甚至於到後來新衣服都不敢製做？
好吧，朱子龍這種山寨明朝皇帝就不要了，他是變態個案。
究其原因，就在於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農稅雖低，無論是4%還是%（從政府實際征收到的角度來），終在征收，然商稅者，名存而實亡。
哪怕現在多少能收上來一點，也是艱苦奮鬥的結果，而且還不是全國通行。
洪武帝欽定，“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
然，至明中期，年征三月，即完定額（所謂的定額自然是過去傳下來的），即把低稅率再除以四，三十取一變為一百二十取一。部分省份，所證課稅，皆決於商人，多少自便。
朱子龍穿越而來，心中感觸極深。
嗚呼，本朝賦稅若同於唐宋，何有闖賊之患？取稅於商，外禦建奴，則安有甲申國難之慘，明帝殉國之悲，華夏滅亡之痛？
邊關危急，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一項新稅在明朝的每一個子民身上落錘，它的名字叫“遼餉”，專款專用於撫遼、平遼、定遼、征遼、援遼。此稅主要征及田畝，在原本稅額的基礎上每畝課銀九厘，又名“九厘銀”。此稅初征五百二十萬兩，後來陸續加到九百萬兩，到後來變為一千多萬兩每年。
在明朝後期，在土地已經在相當程度上為各類王田、官田、豪民之田嚴重兼並而田賦時時。為權貴強橫轉嫁於無地、少地農民的情況下，這樣的重負無異於雪上加霜。
所以，朱子龍要查看一下，有沒有什麼不傷筋動骨太深，又能增加商稅的好漏洞可尋。
目前，因為抄了幾個王爺的家，還有接管了老九的財產，朱子龍最近過的很嗨皮，但是不可能有王爺給抄家。唉！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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