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的大夢沒法子不醒了。炮聲壓下去馬來與印度野林中的虎嘯。半醒的人們，揉著眼，禱告著祖先與神靈；不大會兒，失去了國土、自由與主權。門外立著不同麵色的人，槍口還熱著。他們的長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麼用呢；連祖先與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靈了啊！龍旗的中國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車呀，穿墳過墓破壞著風水。棗紅色多穗的鑣旗，綠鯊皮鞘的鋼刀，響著串鈴的口馬，江湖上的智慧與黑話，義氣與聲名，連沙子龍，他的武藝、事業，都夢似的成昨夜的。今是火車、快槍，通商與恐怖。聽，有人還要殺下皇帝的頭呢！”
——老舍《斷魂槍》
紫禁城最後一位主人，愛新覺羅·溥儀去世那日，紅色宮牆外已翻地覆，紅海洋席卷“全共鬥”的東京、“五月風暴”的巴黎。
民國李煜瀛所題“故宮博物院”匾額換成不倫不類的“血淚宮”，午門對聯“砸爛舊世界帝王將相腳下踩，創造新下七億神州盡舜堯”，橫批“造反有理”。供奉清朝列祖列宗畫像牌位的奉先殿，被北京藝術學院的紅衛兵改造成罪惡的四川大邑《收租院》泥塑展。
有人建議在太和殿廣場造兩座大標語牌，務必超過三十八米高的大殿，碾壓“王氣”；皇帝寶座要加封條，塑一尊農民持槍雕像……
形勢逼人，周總理下令故宮關閉，僥幸逃過一劫。
兩年後，故宮博物院裏無論“造反派”“保皇派”，一律下放湖北省鹹寧縣“五七幹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故宮考古研究員王洛生，辭別妻子兒女，坐了兩晝夜悶罐火車，開始牛棚生涯。
每的學習就是種田、挑糞、放牛、打井，早請示，晚彙報，唱語錄歌。王洛生三十多歲，田野考古出身，愛打籃球，身高體健，不像文弱書生。才兩個月，他已後背佝僂，早生華發。
這半夜，王洛生被從床鋪上拎出來開會。改造成牛棚的土地廟中，坐著十來個老頭，有書畫研究大師、商周青銅器學者、頂尖的瓷器專家，每一位都聲名顯赫。
所謂思想總結會，就是批判與自我批判，“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好在都是自命清高的知識分子，雖文人相輕，但誰也不會在這種場合彼此開炮，便隻能自我批評了。有人，這輩子最晦氣的事兒，是在1956年刨了萬曆皇帝的定陵……
破廟房梁上，有隻大老鼠哧溜一下躥過。牛棚安靜了，仿佛被某種東西牢牢捆綁，在所有人雙手雙腳與嘴巴上打上死結。接近冰點的子夜，紙糊的窗外，稀稀落落地下起了雪。臭烘烘的糞味，暫時抵擋住了鑽入骨髓的寒冷。
唯獨縮在角落的一個老頭，閉目養神，不為所動。此人既非學者，也非專家，王洛生連他的名字都不記得，大家隻管他叫“老木匠”。
輪到王洛生交代思想，他清了清嗓子，聲音洪亮：“組長同誌，我爺爺是北大教授王家維。九一八事變那年，我父親在洛陽挖掘東漢古墓，我母親在考古現場生下我，取名王洛生。大學畢業後，我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興之所至，他一連了三個掘墓故事，全都發生在陝西的唐朝大墓……
“乾陵——唐高宗李治與女皇武則的合葬墓，中國絕無僅有的兩位皇帝的合葬墓。唐末動亂，耀州節度使溫韜，把關中十八唐陵挖了個遍，就是沒打開乾陵。古書‘乾陵不可近，近之輒有風雨’。郭沫若同誌認為，若能打開乾陵，價值百倍於萬曆皇帝的定陵。《垂拱集》百卷、《金輪集》十卷、武則真人像、上官宛兒手跡必能重見日。郭老曾賦詩‘巋然沒字碑猶在，六十王賓立露。冠冕李唐文物盛，權衡女帝智能全。黃巢溝在陵無恙，述德紀殘世不傳。待到幽宮重啟日，還期翻案續新篇。’”
“你們這些知識分子，記性倒是好得驚人！”檢查組長吐了口唾沫。
“郭老要挖開乾陵，是想觸摸中國曆史的大秘密，為女皇武則翻案。1960年，乾陵發掘委員會向國務院提交計劃。但定陵挖出了那麼多幺蛾子，周總理批示：此事留作後人來完成。話雖如此，乾陵發掘委員會還是從各地借調精兵強將，比如我。乾陵周邊埋著兩位太子，三個王、四個公主、八個大臣陪葬。考慮到我挖墓有經驗，挖掘委員會讓我帶頭挖了隔壁的永泰公主墓。”
牛棚裏的唐史專家插話了：“這個永泰公主，名叫李仙蕙，武則的孫女，唐中宗李顯第七女，韋皇後所出。她嫁給武承嗣的兒子武延基。而武承嗣是武則的親侄子，這門婚事是親上加親。十七歲新婚不久，武延基得罪了武則的男寵張易之，《新唐書》這兩口子被下令縊殺。老不要臉的婊子，為麵首殺了自己的親孫女與親侄孫。”
檢查組長聽得一愣一愣，如親眼目睹深宮血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