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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葉冬的死訊，雖然早有預料，但盧振宇內心深處最柔軟的地方還是像被人紮了一刀般疼痛的近乎窒息。
葉蟬繼續講述著他們家的故事，而且是從上一輩的恩怨情仇開始講述，盧振宇悄悄打開了錄音筆，在古稀老人的敘述中進入了四十年代的上海灘。
葉蟬的祖父叫葉懋中，浙江寧波人，早在十九世紀末期就隻身闖蕩上海灘，踏踏實實做買賣，在光緒末年娶了一個賢惠的腳女人，生了個胖兒子，在兒子十八歲那年，葉懋中斥資十三萬銀元，在法租界巨達路上買了塊地皮，請著名洋人設計師鄔達克設計了這座西式風格的別墅，落成那那是葉家最為風光的一刻。
葉懋中的獨子叫葉文灝，從風流不羈，恃才放曠，是三十年代上海灘著名的開，揮金如土，夜夜笙歌，尤其喜歡辦行頭，泡舞廳，夏要穿凡爾丁的白西裝，白皮鞋，春秋穿駝色或者淺灰色西裝，拚色皮鞋，冬穿海軍藍的雙排扣三件套，配黑皮鞋。
彼時上海灘有四大舞廳之，百樂門、大都會、仙樂斯、新仙林，葉開最常去的是排名首位的百樂門，用現在的話是VIP客戶，每大把時間泡在舞廳，在彈簧地板上摟著舞女砰砰擦，開香檳，吃茶點，午夜時分，百樂門上的霓虹燈會亮起668的數字，那是葉家的車牌號碼，看到668汽車夫就會開著奧茲莫比爾汽車過來接少爺和舞女去靜安寺路上的國際飯店開房間，每開銷的銅鈿高達數百大洋。
抗戰爆發，大量難民湧入租界，房價飛漲，本來住一家人的石庫門房子往往擠進去四五家二三十口人，戰亂時期的孤島上海反而經濟畸形的繁榮，尤其跑馬跳舞等娛樂行業，人們在紙醉金迷中麻痹自己，葉文灝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了葉嬋的母親，一個叫做茹夢的舞女。
葉開執意要娶紅舞女，引發父子衝突，葉懋中和兒子斷絕關係，不再供應開銷，這兒子倒也硬氣，在步高裏租了個亭子間，學著別人做起了投機買賣，到底是有著葉家的基因，葉開至少是餓不死自己，和茹夢結婚的那，抗戰勝利了。
國民黨接收上海，流行五子登科，這五子裏麵就包括房子，接收大員們看中誰家的房子直接扣一頂漢奸帽子就名正言順的沒收霸占，葉家的別墅被一個軍統特務強占了，萬萬沒想到的是，已經是孕婦的茹夢出麵，不知道使用了什麼手段，居然把別墅討了回來，這也是葉家父子和解的原因，時候才知道，茹夢是花了自己的私房錢五百兩黃金把別墅贖回來的。
1946年，葉嬋出世，囡三歲的時候，母親就教她跳芭蕾，原來茹夢並非那種自甘墮落的舞女，她也是大戶人家出身的姐，自學習藝術，隻是因為家破人亡才淪落風塵，當葉嬋在鋪滿柚木地板的別墅房間裏跳舞的時候，新中國成立了，轉眼抗美援朝爆發了，公私合營開始了，葉家積極響應號召，捐飛機大炮，把公司獻給國家，但也無法避免每一次的政治風波衝擊。
1964年，十八歲的葉嬋自願上山下鄉，奔赴新疆支邊，三年後，葉家別墅被沒收，一家人住進了步高裏的亭子間，葉懋中在一個冬夜上吊自殺了，沒過多久，祖母也因病去世。
葉嬋的脾氣隨母親，倔強而堅韌，她高傲，不合群，自然在知青中受到孤立，她的美貌也受到不懷好意之人的覬覦，有一，連長套了馬車，要帶她去團部辦事，不明所以的葉嬋上了馬車，也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條道路。
聽到這裏的時候，盧振宇瞬間想到葉冬的父親大概就是這個連長，葉嬋是被強暴的，他畢竟是文學係畢業，讀過八十年代初的傷痕文學，這種故事比比皆是，但是葉嬋講述的卻是另外一種故事。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他風塵仆仆，像個迷路的旅者，他眼神清澈，似乎不像是那個年代的人，起初我猜他是逃跑的勞改犯，但是又不像，因為勞改犯總是麵黃肌瘦的，膽怯懦的，而他膽大包，麵對槍口也無所畏懼。”古稀之年的葉嬋回憶起五十年前的場景，依舊像個少女般羞怯。
連長確實對葉嬋起了歹意，故意製造機會想生米煮成熟飯，通往團部的路漫長而荒涼，非常適合下手，而且連長有槍，他背了一支裝了實彈的七九步槍。
“我拚死抵抗，筋疲力盡，就在我最無助，最絕望的時候，他出現了，一把就將連長拽開，連長去拿槍想殺人滅口，卻根本不是他的對手，在打鬥中被殺死，殺了人，他居然一點都不怕，還問我今年是哪一年，這是什麼地方。”
盧振宇此時已經猜到，這個英雄救美的主角才是葉冬的生父。
“我告訴他，今年是1967年，這兒是肖爾布拉克，他沉默了，然後要帶我走，可是沒有介紹信，下之大寸步難行，連長死了，我一個資本主義壞分子，資本家的姐，毫無疑問會背上殺人凶手的罪名。”
到這裏，葉嬋頓了頓，不知道該不該在這個陌生的記者麵前講述自己最珍貴的一段回憶，最終她還是決定出來，如果再不，也許這個故事就要被帶入墳墓了。
“我跟他走了，我們一路向東，懷揣著夢想和幸福，是的，那個風雪交加的晚上我們在一起了，除了他，我這一生沒有愛過其他人……很快，連長的屍體被發現了，師裏出動了大部隊搜捕我們，眼看逃不出去，我讓他先走，因為我不想拖累他，他是一個英雄，一個果斷的人，臨走前他讓我等他，不論多久，他總歸會回來，一個人一支槍，四發子彈，知道他是怎樣衝破重重包圍的，總之他消失了，就像來的時候那樣神秘，那樣突兀，我被抓了起來關在地牢裏，他們讓我供認他是蘇修特務，我打死都不承認，當然我也沒那麼傻，我一口咬定，我是被他裹挾的，後來兵團派人調查，死連長被認定為革命烈士，而我也無罪釋放了，那時候冬剛出世，是的，她是在最冷的季節，1968年的一月份出生在牢房裏，我想過把她送回上海，讓父母撫養，可是一來沒臉，二來父母住在狹窄的亭子間裏，身體也不好，上海雖然是大城市，但吃食上還不如新疆豐富，所以我一個人咬著牙，把冬帶大，我教她寫字，教她跳舞，人不管在多麼艱苦的環境下，都不能像個畜生一樣活著，要活的像個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