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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麼平靜，多麼曠達啊！此即是順其自然的生活態度。又如丘吉爾九十高齡時有人問他對死持什麼態度，他答得更幹脆：
酒店關門我起身。
真是警句，無怪乎他拿的諾貝爾獎是文學獎。
唐人趙璘的《因話錄》中，也有一節寫裴度（裴晉公）的，謂度不信術數，不求服食，每語人曰：
雞豬魚蒜，逢著便吃；
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時至則行”這句話，和丘吉爾、蘭德的意思和情致都差不多；而裴度比他們早生一千多年，所以更加難得。
裴度為中唐第一名臣，曾率師平定吳元濟叛亂。他和丘吉爾一樣是打過大仗看透生死的人，深知生老病死喊來就來，唯一明智的態度隻有“時至則行”。酒店要關門了，爐火要滅了，不起身也是不行的。所以還是順其自然好，“雞豬魚肉，逢著便吃”吧。
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十一、很好的寓言
學和中學的語文課本裏，都選了一些古代的寓言；有一些在我看來很好的卻沒有能夠入選，比如《叔苴子》中這一則：
八哥鳥生長在南方，南方人捉來經過*，就會“作人言”。其實它隻是在模仿人的聲音，翻來覆去，當著人講的都是學來的幾句現話。
有一次，庭前樹上的蟬正在高歌。有隻八哥聽了，譏笑蟬發不出人的聲音。蟬便：“你學人話雖然學得像，卻完全不是你自己的話；我所唱的，卻是我自己的歌呀！”這隻八哥感到了慚愧，以後它就再不學著人講話了。
習慣於做應聲蟲的人，比這隻八哥鳥還不如啊！
《叔苴子》的作者莊元臣是明朝人。明朝的文壇，特別強調主旋律。主旋律便是聖賢規定的“禮法”和子提倡的“正道”，這正是一種適宜八哥鳥生長繁殖的環境。
旋律一致的齊唱多帶勁啊！可就是很少聽到“自己的歌”，知慚愧的八哥鳥真是太少了。
要到什麼時候，像這樣很好的寓言才會被選入教科書呢？
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十二、潘鴻教子書
“百家”一詞，出自《荀子》。“爭鳴”一詞，始見於唐。“百家爭鳴”一詞，卻到一百三十年前才出現，有一個叫潘鴻的人在教子書中寫道：
百家爭鳴，或傳或不傳；而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屈指可盡。
潘鴻這封教子書我是從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三中讀到的，覺得他講得大體不錯，學術文化的發展本就是這個樣子。隻是他將“傳”的標準定得太高，限於孟子、荀子、《太玄》、《法言》，那麼當然“屈指可盡”了。
其實兩千多年以來，在絕大部分時間段裏，文化學術都是在百家爭鳴的自由狀態中發展的。雖然自由的程度有的時候比較多，有的時候少一點，但總是多和少的問題，不是有和無的問題。
隻有在秦始皇和雍正帝之類暴君統治下，以思想文字殺人才被定為國家的政策，此乃是真正的黑暗時代。除此以外，即使在南北朝、五代、宋末、明末那樣的亂世，讀書人還是可以研究，可以創作，沒有誰來規定寫什麼怎樣寫才能發表。
讀書人研究了，有所得，自然要宣講，要發表，也就是要“鳴”。所得有不同，所見有歧異，又免不了要爭論，即所謂“爭鳴”。那時沒有人印標準答案，人言人殊，不會是“一個聲音”，也不會分“兩條路線”，熱鬧起來，便是“百家爭鳴”。百者，言其多也。兩千多年來，難道屈指可盡麼？
如此來，“百家爭鳴”作為詞語的曆史雖短，作為文化現象的曆史則已久長。不知怎的，一九五六年舊話重提，卻使得瑟縮的讀書人感覺到了早春氣，一個個都如涸鮒得水，飛蛾撲火，朝著畫好的圈子裏鑽。“這是為什麼？”難道，進過巴力門入過費邊社的博士也成了佛經所的洞裏蛇，聽到笛聲便被催眠，身不由己地要出洞麼？還是兩千多年向往“百家爭鳴”精神自由的情結未能徹底根除，仍在支配著人們的夢想呢？
二○○四年二月七日
十三、笑囊螢映雪
“囊螢”的主人公是一千六百年前的車胤。《晉書·車胤傳》謂胤“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於是便“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
“映雪”的主人公是一千七百年前的孫康。《尚友錄》謂康“少好學，家貧無油，於冬月嚐映雪讀書”，也因而成名，“後官至禦史大夫”。
囊螢映雪真能夠代替油燈，在黑夜裏照亮書本麼？據寫《昆蟲記》的法布爾：
螢火之光雖然鮮明，照明力卻頗微弱。假如拿了一個螢火在一行文字上麵移動，黑暗中可以看得出一個個的字母，或者整個的字，假如這並不太長；可是這狹的地麵以外，甚麼都看不見了。
這樣“囊螢”我沒實驗過，“映雪”卻是試過的。第四次湘北會戰期間讀初二，跟學校逃難到大山中，有次弄到一本《儒林外史》急著想看完，圍上圍巾站到雪地上的月光下去。雖然有“明月照積雪”映著，石印本上的細字卻再努力也隻能依稀辨識幾個筆畫簡單的，沒有法子讀，隻能回寢室鑽進冰冷的被窩。
這類美化“模範人物”的“大頭話”，父師拿來教訓子弟，一以貫之地教了幾百上千年，從來沒有人懷疑。直到明末才有個“浮白主人”，在他寫的笑話書裏，對這兩尊偶像開過一回玩笑：
夏孫康去看車胤，不見車在家讀書。問他到哪裏去了，家人答道：“去野外捉螢火蟲去了。”到了冬，車胤來回看孫康，老遠便見孫站在門外，久久地抬著頭望。走攏去問：“為何不讀書？”回答是：“今日這個，不像是要下雪的樣子呀！”
二○○四年四月十日
十四、吃瓦片的人
隨著房產政策放開，房產市場形成，有兩套以上房子的人慢慢多了起來，將自有房屋出租的情況也不少見了。還記得五十年前“對資改造”後接著搞“私房改造”，那時興起過一個很不光彩的稱呼“吃瓦片的人”，似乎比資本家還難聽些，差不多就趕上了吃田租的地主老財。
最近看枝巢子的《舊京瑣記》，才知道這個稱呼倒並不是解放後的新發明。
京人買房宅取租以為食者，謂之“吃瓦片”……向日租房招帖，必附其下曰：“貴旗、貴教、貴津免問。”蓋當時津人在京者，猶不若近時之高尚。而旗籍、回教，則人多有畏之者。
可見在清朝時，北京城裏早就有了“吃瓦片的人”。他們還可以像現在散發“謝絕中介”的傳單一樣，到處貼出招租廣告，正常地合法地經營自己的房產。
在這裏我最感興趣的是“貴旗、貴教、貴津免問”這一句。“貴津免問”，枝巢子是因為早期來北京謀生的津人，從事的職業和社會地位，都“不若近時之高尚”。這看得出對“衛嘴子”的一種歧視，但也明當時租房的人多招租的房少，“吃瓦片的人”才敢這樣挑剔。此種地域歧視當然不對，“貴教免問”的宗教歧視就更不對了。
而“貴旗免問”的“貴旗”，指的卻是“八旗”，此乃大清朝的統治階級。宗室覺羅、貝勒貝子等都有賜第，不會到民間租房；最下級的旗丁也有“鐵杆莊稼”，房租總付得起。為什麼也要請他們免問呢？恐怕的確是出於“畏”也就是真的有些害怕。
平頭百姓不敢和帶特權色彩的人打交道，看來曆朝曆代都是如此。要這也是一種歧視，反常的是被歧視者乃是政治上占強勢的“領導階層”。歧視者本來居於弱勢，因為有“瓦片”可吃，在社會上也就可以話，恭恭敬敬地請“貴旗免問”，在不平等中求一點平等。
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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