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深圳商報》）
一、紀曉嵐談鬼
世上見鬼的人多，談鬼的自然不會少。紀曉嵐有學問（四庫全書的總編），官又做得大（相當於副總理），所以他談的鬼也大半是讀書人和官員們變成的，如《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中這一則：
有個走陰差（就是生魂入陰間替閻王爺辦差事然後又還陽）的人，是最近一次下陰曹地府時，在閻王殿外的走廊上，見到一位剛剛死去的做理論工作講唯物主義的老同誌，同別的鬼站在一起，顯得特別緊張，瑟瑟發抖。
這時走過來一位判官，看得出是老同誌的熟人，同他打過招呼以後，客客氣氣地問老同誌：
“這麼些年，您宣傳唯物，是沒有鬼，那麼今該怎樣稱呼您呢？”
旁邊的鬼聽了，一齊哈哈大笑。再看那位老同誌，卻結結巴巴回答不出，身子更加抖得縮成一團了。
一生一世都宣傳沒有鬼，結果自己成了鬼，卻無法麵對鬼的揶揄，這位老同誌夠尷尬的了。
如果他是上了寫《無鬼論》的阮瞻的當，真的相信人死後不會成鬼，那麼在信仰終於破滅以後，沉默幾日，痛哭幾場，還可以接受事實，重新做鬼，來學著適應陰間的生活。若是自己本來也並不怎麼相信，隻是出於職業的需要而大放厥詞，假戲真做做過了頭，將地獄堂裏的朋友統統得罪光，那麼最後相見時尷尬自然難免，再縮成一團也是躲不過去的。
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二、隻能等鬼來
下麵這個故事，也出於《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是卷六中的一則：
有位姓徐的人在福建當道台，管理鹽務。本來他的官做得穩穩當當，家裏也平平安安。後來公館裏卻忽然鬧起鬼來：上了鎖的箱籠，裏頭無緣無故會起火；姨太太的長頭發，睡夢中不知不覺被剪掉了許多……不久以後，他就東窗事發下了台，而且很快就死掉了。
古人，“山鬼能知一歲事”。這位徐道台得意之時，鬼並不找他；快要倒黴了，鬼就尋上門來鬧。如此看來，鬼硬是有一些預見性的呀！
“山鬼能知一歲事”，語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十年，就橫征暴斂了十年，殺人殺了十年。老百姓忍受到了頭，有人就在石頭上刻字，咒始皇帝死。始皇將石頭附近的居民抓起來統統殺光，仍有人半夜裝鬼，攔在路上大喊：“今年祖龍死！”這下秦始皇不得不緊張了，他“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果然不到一年，他就暴死於巡視途中了。
對於老百姓的不滿，秦始皇和徐道台都是不在乎的。鬼一來就不同了，因為鬼既抓不住，也殺不掉。
徐公館裏的事情，跟秦始皇治下也差不多，老百姓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隻能等鬼來。
山鬼來燒箱子剪頭發了，徐道台的好日子也就過到頭了。
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三、不識太行山
這是宋人李之彥《東穀所見》的一則，“不識太行山”是原文中的一句笑話。
有主仆二人旅行，途中經過太行山，見有座石碑上刻著“大行山”三個字。主人高興道：“今見到太行（杭）山了。”仆人笑道：“官人怎麼念白字，碑上明明是大行（形）山，怎麼念成太行（杭）山了。”主人斥仆人無知，仆人卻不服輸，仍然竊笑不止，還：“官人可以找人問問，到底是太行（杭）山還是大行（形）山。若是太行（杭）山，我情願認罰一吊錢；若是大行（形）山，官人就要賞一吊錢給我。”主人笑著答應了。
二人繼續前行，見路旁有處學堂。主人正想找讀書人來問，便走進去找了教書的老先生，向他明來意。老先生聽明白原委後，對主人：“您該賞一吊錢給仆人啦。”於是仆人得了一吊錢，興衝衝上附近酒店裏去了。
主人很不服氣，質問老先生：“您是讀書識字的人，又住在本地，怎麼也跟著念白字，是大行（形）山呢？”
“您真不懂事啊！”老先生大笑起來，然後慢吞吞地道：“輸一吊錢有什麼要緊，好讓這蠢家夥永世不識太行山，豈不好麼？”
這個故事，後來趙南星《笑讚》、金埴《不下帶編》、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都複述過，但隻把它當作笑話，或者考證“太本作大”，似乎都不得要領。
在我們生活中，把太行山喊做大行（形）山的情形，其實是常常可以碰到的。大到將遍地碉堡的乞討國稱為社會主義明燈，到將交白卷的考生稱為學習模範。當時誰要是不懂事，硬要指出這都屬於“不識太行山”的性質，那就不是舍得吊把錢就能完事的了。
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四、故都炒栗子
《老學庵筆記》為陸放翁所作，譚嗣同曾批評“放翁文士，多瑣語，不足為著述”。但我們並不是做學問的人，不一定隻讀正經的著述，反覺得記述瑣屑正是一種可讀性。《筆記》中有一條寫故都（汴京即今開封）炒栗子，雲：
“李和家炒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後來金人入汴，被趕到南方來的人，想吃李和家的炒栗便沒有可能。南宋紹興年間，陳錢二大臣出使金國到了燕京，“忽有兩人持炒栗各十裹來獻，三節人（隨從）亦人得一裹”。此兩人並未多言，哽咽著了一句：“是李和兒家的呢。”便流著淚轉身離去了。
這實在是一則文情並茂的短文。
後來清代乾嘉時期以考證學問見長的趙翼的《陔餘叢考》和郝懿行的《曬書堂筆錄》都提到了這一則“宋人”。趙書雲“今京師（北京）炒栗最佳”，應是“金破汴後流轉入燕，仍以炒栗世其業”的李和兒家的遺法。郝書則詳述北京炒栗的操作和用料，對於放翁“雖著記而不能究言其詳”表示惋惜。正如周作人所，他們的文章雖好，卻“與放翁原來的感情不相接觸”，因為“在炒栗中自有故宮禾黍之思，後之讀者安於北朝與安於江左相同，便自然不能覺得了”。可見讀“不足為著述”的筆記文也要用心才是。周氏《藥味集·炒栗子》中有詩雲：
燕山柳色太淒迷，話到家園一淚垂。
長向行人供炒栗，傷心最是李和兒。
雖是“偶食炒栗，記起放翁來”時寫的，亦有心之作也。
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五、作墓誌加字
陸遊的《老學庵筆記》，《人民日報》圖書館藏有傅青主手批明刊本一部，為鄧拓任社長時購得交公者，曾夤緣得見，擬影印出版未果，心常恨恨。其中有意思的記載頗多，文字也好，如“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一則便是。
墓誌是古時的東西，大約相當於今之悼詞加紀念文章，卻是刻石藏於墓中的。《筆記》原文節譯如下：
晏景初將墓誌文寫好以後，先拿了給朱希真看，請他提意見。朱看後：“寫得很好，不過有一個地方，我覺得最好能夠再加幾個字。”
晏問是哪一處，朱卻不肯明，再三追問後，才指著“有文集十卷”五個字道：“這下麵。”
“你覺得應該加幾個什麼字呢？”
“‘不行於世’四個字。”
晏想了一想，認為不錯，於是在“有文集十卷”下麵加上了“藏於家”三個字。
晏景初的官職等於正部長，又是大作家晏殊、晏幾道的後人，名氣是很大的。
有晏景初這樣的人肯為其作墓誌銘，死者的身份不問可知，當然既有權，又有錢，其文集豈不早該出版了麼？那時候“不行於世”隻能“藏於家”，現在則可以堆在宣傳部辦公室裏，稿費照得，獎項照評；即使用自費出版的形式，亦有門生故吏來操辦，一切公費報銷呀！及其死也，更是同誌們表達感情顯示關係的大好機會，“紀念集”隻怕比墓誌文定稿還快，晏景初和朱希真也不必如此推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