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深圳特區報》）
一、讀《冷廬雜識》
看書消閑，最好看古人筆記。一則內容五花八門，盡管任意挑選；二則文字簡短，看來不費工夫；三則隨便翻開哪頁都可看，不想看了又隨時可以放下。
清人陸以湉《冷廬雜識》雲，杭州吳山出售各種“秘法”，將法句（口訣）寫在紙上，外麵固封起來，每條收價一百。有人買了三條，一條是“發家致富法”，二條是“不醉酒秘法”，三條是“除虱斷根法”。成交時還認真囑咐：“此訣至靈，慎勿浪傳人也。”回來拆開一看，原來都隻寫了兩個字，第一條是“勤儉”，第二條是“少喝”，第三條是“多捉”。
筆記到這裏，其實已經“到位”。可是作者還加上了幾句，那位出三百錢買秘法的人“大悔恨，而理不可易，終不能詰難也”。
“理不可易”，就是大道理駁不倒。本來嘛，“勤儉”必會“發家”，“少飲”自然“不醉”，“生虱”隻要日夜不停地捉，也有“斷根”的時候。吳山上的老神仙一不鬼畫符，二不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所宣傳的都是“不可易”之“理”，雖不一句頂一萬句，至少一句頂得一句，的確“不能詰難”。
問題在於，大道理雖然放之四海而皆準，卻代替不了發家致富的實際經驗，代替不了醒酒石，甚至代替不了一抹滅虱膏。“老兄弟”讀無父無兄的大道理，讀到精神失常，可以不顧性命衝上前去“殺妖”；日本皇軍讀皇陛下的大道理，讀到頭腦發昏，上戰場亦可能成為“肉彈三勇士”。但於家常日用中，空洞的大道理卻是一文不值的。此人卻花了三百文才買得三條，難怪要“大悔恨”不已了。
吳山如今叫作城隍山，山下便是紅頂商人胡雪岩的紀念館“胡慶餘堂”。遊人爬上山頂，便能夠同時看到西湖和錢塘江。馬二先生於此曾經讚歎道：“真乃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載焉。”我也興致勃勃地去登臨過，不過馬二先生花十二個錢買了吃得相當滿意的蓑衣餅，也找點來吃吃，卻終於沒能吃到。
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二、讀《嘯亭雜錄》
《嘯亭雜錄》的作者禮親王昭梿，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第二子代善之後，為清朝世襲罔替的十位“鐵帽子王”之一，家世顯赫。《嘯亭雜錄》記錄皇室、貴族、朝廷和京師的故實，來源可靠，與轉抄稗販的二手材料不同，曆來很受重視。該書“續錄”卷四《海司空》條，記錄了乾隆皇帝為了給皇後治喪，強令“運舟入京”的怪事。
船行水，車行陸，自古皆然。乾隆皇帝卻要將船拖上岸，拖進城，一直拖到辦大喪的宮殿前。因為這船上載著皇後的靈柩，不允許欹側，無法過城門洞，隻好搭起一座跨過城牆的高橋，橋麵上鋪墊菜葉，再調集大量人力，將船從橋上拉過去。這也就是《雜錄》原文所雲：“孝賢純皇後崩於德州舟次，上命運舟入京，焚毀城門，隘不容入。公（按即‘海司空’）命造架（橋）堞上，以菜葉鋪墊，千夫維挽，舟藉其柔滑而入。”
孝賢皇後是乾隆的嫡福晉，乾隆二年被冊立為皇後。乾隆十三年二月，皇帝奉皇太後東巡，皇後同行，三月初在濟南發病，十一日回京途中於德州船上逝世。乾隆對這位“二十二載伉儷相得”的原配表現得很深情，“運舟入京”是為了給她隆重治喪。隆重的程度，可以從下麵兩件事情上看出：一件是刑部尚書盛安，因為對大喪百日內違法剃頭的人沒有判處斬立決，他本人即被斬立決；二件是大阿哥永璜和三阿哥永璋（均非皇後親生），因為“哀戚之情”表現得不夠，都被宣布為“斷不可繼承大統”，剝奪了繼承皇位的可能。
哪位阿哥是否繼承大統，哪位高官是否被判死刑，民們不會關心。可皇上為了寄托哀思，廢接班人殺大幹部也還罷了，卻硬要水裏的船上岸“陸行”，還要它翻過城牆進皇宮，不要“千夫維挽”累死人，就是被派去鋪墊菜葉子，還得勉強扮出一副如喪考妣的哭相，老百姓也就夠受的了。
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三、讀《紅蘭逸乘》
朱元璋做皇帝前後，江南巨富沈萬三下聞名。沈萬三對朱元璋盡力“貢獻”，結果仍不免抄家充軍。這明資本在專製政治統治下其實隻是一頭待宰的牛羊，命運完全掌握在統治者手裏，問題隻在遲殺早殺，養到多肥再殺而已。
沈萬三的哥哥沈萬二，結果卻比沈萬三要好。關於沈萬二，我過去一無所知，是看了張紫琳《紅蘭逸乘》卷一“古跡”才知道的。據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某處發現了一座大墳，碑雲“吳興沈萬二之墓”。農民們知道是沈萬三的哥哥，以為墓中一定有寶物陪葬，掘開後卻發現墓穴大如三開間，一棺之外卻別無他物，便重新將其掩埋了。張紫琳是當時當地人，聞訊後查誌書，得知沈萬二名真一，家財雖不及弟弟萬三，也可算富甲一郡。洪武初年，有人從京城來，他問有何見聞。來人告訴他，皇帝最近做了首詩：“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貴人，日高五丈猶擁被。”他聽後吃驚道：“皇上對江南富貴人不滿意，我們早晚會遭殃，得早些設法退避了。”於是將產業交別人經營，自己帶著家眷離家出遊。果然不出兩年，朝廷開始打擊巨商大賈，江南富豪連他弟弟在內，都被沒收財產，發配充軍，他卻得以幸免，平安到老。死後入土，他也不以財貨陪葬。於是張紫琳發感慨道：“嘻！象以齒焚，翠以羽戕，萬二之智，勝萬三遠矣。”
商人並不問政，也不治文，卻能從皇帝一首詩中看出殺機，忙找退路，沈萬二敏感和理解的程度，確實不低。至於弟弟沈萬三，比起哥哥來就差遠了，雖然積極響應號召到南京投資建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開酒樓四座，捐修了從洪武門到水西門的城牆，結果還是抄了家被遣送往雲南，須知當時雲南乃“極遠煙瘴之地”，可沒有通航通車開放旅遊啊。
朱元璋統治下，並未禁止經商發財，但即使發了財，有了錢，仍然作不得主，不僅作不了國家大事的主，也作不了自己命運的主。萬二能關心京城的動態和皇上的想法，及時趨吉避凶，這可不是誰都做得到的。
二○○五年九月五日
四、讀《檀幾叢書》
《檀幾叢書》不是一個人的著作，而是《幽夢影》作者張潮和《今世》作者王晫合編的一部品集，廣義上也可以算作筆記一類。所收的大都是遊戲文章，不談義理考據，也不求經世致用，隻追求一點生活趣味，或者開開無傷大雅的玩笑。總體上，比起現在的消閑讀物尤其是“流行節目”來，高雅得多了。
所收遊戲文章，有的也可以引起人們思考，如二集第三十三卷的《鴛鴦牒》一篇，為新安（歙縣）程羽文所作，開列古來著名女子婚姻有“彰彰缺陷者”三十六人，為另行擇配，各下一牒。序引明人譚元春之言，謂“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拗父母扳住，不能成對，齎情以死，乃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這幾句話，便是本文旨趣之所在。
有的牒文寫得頗有點意思，如“班氏昭淵深典瞻，宜正配鄭康成，六經為庖廚，百家為異饌”。遊戲文章以正經語氣出之，打趣仍不失大方，讀之不禁莞爾。又如“蔡文姬靈心慧齒，辱跡穹廬，宜續配禰正平，以胡笳十八拍，佐漁陽三撾鼓，宮商迭奏，悲壯互陳”。也使人覺得痛快。因為董祀之於文姬，正如張汝舟之於李易安，都是“齊大非偶”，曹孟德胡亂主婚，真該讓禰衡來擊鼓再罵他一通。
此外如以甄氏配陳思王，“慰此洛神癡賦，蒲生怨詩”，也算符合後人的心理預期。以王昭君配蘇武，“旄落氈殘之餘，咻琵琶一曲，並可了塞外生子一案”，則似乎有些牽強。以謝道韞配潘安仁，“一則風高林下，一則美擅車中，移花就柳，端不恨壤王郎”，那就太低估了詠絮的高才，難道她看重的隻是能逗得女人們“擲果盈車”的白臉麼？
作者的本意也許真想為佳人求佳偶，但以氤氳使者自居，各下鴛鴦牒有時便成了亂點鴛鴦譜。最荒唐的是以武則配曹操，想讓魏武帝代替唐高宗，“鎖之銅雀台中，無使播穢牝晨”，無論時空顛倒挪移做不到，男性中心的嘴臉暴露無遺，“戲”便成為胡了。
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五、讀《萇楚齋隨筆》
《萇楚齋隨筆》印成於一九二九年，作者劉體信是清末四川總督劉秉璋的兒子，當過文史館員，到一九五九年才去世，卻是典型的滿清遺老。所記江陰秀才趙彝鼎殉清事，謂其“視死如歸，撐拄綱常，有功名教，死誠有重於泰山者”。並抄錄其絕筆聯二首，其一雲：“一秀亦君恩，願作聖清之鬼；五經由我讀，豈為革黨之民。”其二雲：“豈不知匹夫匹婦之為諒；但唯願作忠作義有斯人。”自跋雲：“我亦欲正人心，息邪，使人不可以漢（族）外視我君為滿（族）也，故我欲以任之。”立場觀點，可謂鮮明。
對這些我並不特別感興趣，感興趣的倒是劉體信大罵程羽文作《鴛鴦牒》，是“帝王後妃亦遭輕薄”，又罵序文引譚元春謂“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為“倡亂導淫”，甚麼“當誅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以保存名教”。這名教是什麼呢，就是趙秀才為之而死的三綱五常，也就是專製宗法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鴛鴦牒》的反名教傾向，明顯是受了晚明思想潮流的影響。
“國之將亡”，王綱解紐，思想解放，文體解放，因此才出現以“公安”、“竟陵”為代表的新派文人，譚元春即其一，他們便是《鴛鴦牒》作者和《檀幾叢書》編者的前輩。禮崩樂壞，名教式微，於是“帝王後妃亦遭輕薄”，忠臣義民對此痛心疾首，新派文人則拿來開心，保皇與造反的區別於是乎見。劉體信公然自稱保皇派，所以才怒斥袁李鍾譚等“亡國之音”，《鴛鴦牒》即其遺響，故謂“其流毒下，深入人心，以致禍亂相尋，明社以屋。其流毒比之張獻忠李自成，奚啻千萬倍；不待張李作亂，明季之人，心亡久矣，雖欲下不亡，得乎！”
究竟是因為晚明文人的“亡國之音”流毒下，才把明朝弄得亡國了呢？還是明朝的統治腐敗墮落，所標榜的“名教”早成了一副蛀空的假麵具，這個國早就“將亡”了，於是才有人讚美“文君奔相如”，致使“帝王後妃亦遭輕薄”呢？讀了《萇楚齋隨筆》，覺得這個問題真該好好想一想。
二○○五年九月十九日
六、最早的照相
《思益堂日劄》的作者周壽昌是長沙人，道光二十五年的進士，後來做到了禮部侍郎，著作弘富。《日劄》主要是一部讀書筆記，卷九《廣東雜述》篇中，卻記述了照相術最初傳入我國的情形。如今老照片吃香，民國時期照的相都成了“曆史文物”，晚清時期即一九〇〇年前後的更成了鳳毛麟角。《日劄》所記卻是道光丙午年（一八四六年）時的事情，據淺陋如我者所知，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照相的記述了。
人們知道，照相術是一八三九年在法國發明的，一八四〇年紐約開了全球第一家照相館。我國第一代攝影家郎靜山，珍藏過一幅一八四四年的石牌坊照相，據是“歐洲人在中國境內拍攝的第一張照片，是船泊岸邊時在船上拍照的”，但未明牌坊所在地，想必總是五口通商中的某一處口岸。
編輯出版《走向世界叢書》時，我見過不少國人對海外新奇事物的記述。林一八四七年在紐約接觸過照相機，所著《西海紀遊草》稱之為“神鏡”，“煉藥能借日光以照花鳥人物，頃刻留模，餘詳其法”。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斌椿首次出訪歐洲，在那裏進照相館照了相。張德彝當時作為隨員，其《航海述奇》中記述照相的情形是：“令人端坐不可稍動，對麵高支一鏡匣，相隔十數步。匠人持玻璃一方，入一暗室，浸以藥水，出時以青氈遮之，不見光亮。仍放於鏡匣內，向人一照，則其影自入鏡矣。”這時藥劑的光敏性差，所以人須端坐不可稍動，但已經用上玻璃濕片，並可“印成數紙，裝潢成頁”。
周壽昌在張德彝之前二十年“薄遊粵東，淹留三月”，記下了在那裏見到的“畫照法”（實際上應稱“照人像法”）：“坐人平台上，麵東。置一鏡，術人從日光中取影。和藥少許，塗四周。用鏡嵌之，不令泄氣。有頃，須眉衣服畢見，神情酷肖，善畫者不如。鏡不破，影可長留也。取影必辰巳時，必晴有日。”這就是中國最早的照相的實錄。“和藥少許，塗四周”的“藥”是原始的液態感光劑，得臨時配製，感光很慢，故須趁“晴有日”，而且“必辰巳時”（上午九十點鍾），還得讓人“麵東”（朝向太陽）“從日光中取影”，再等待“有頃”，“神情酷肖”的“照”才能照得出來。
《思益堂日劄》刊本加有注：“今照相法國人皆能之，各省皆有。但其製藥必自外洋，鏡亦如之，有高下數等。”此時周壽昌已到晚年，他死於光緒甲申年（一八八四），正是在這一年，美國人發明了乳膠幹片，照相術遂從“由濕到幹”進而“由硬到軟”。而“濕法照相”從道光末年傳入粵東後，經過鹹豐、同治兩朝，到光緒初年已傳遍各省，“國人皆能之”。可見生活享受方麵的新事物，在中國推廣的進度，其實並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