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規矩，官的神過官大的神廟時，出行隊伍隻能快步通過，以示尊敬，謂之“搶駕”。是年五月，關廟循例出會，關公早封了“協大帝”，爵位最高，經過祀奉玉皇大帝的宗陽宮時，自亦無須搶駕。這回宗陽宮的管事卻另出花樣，連夜塑了一尊諸葛亮的坐像，擺在廟門前，當關廟隊伍前來時，便著人上前問道：“關將軍未得本軍師將令，意欲何往？”遊行會眾無話可答，隻好自寬自解：“既然軍師在此，那就不能不搶駕了。”
這類舉動，帶上了遊戲的色彩。陳其元還舉了個例子，關公塑像手中拿扇，款落“雲長二兄大人屬，愚弟諸葛亮書”。因謂“所本皆家言，慢神不經，荒誕無理，真令人捧腹”。但捧腹者隻有陳其元這樣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一般民眾即使在遊戲中，對“官大一級壓死人”的規則還是心悅誠服，樂意遵行。
我自己也是舊中國過來人，迎神賽會時見過不少。上世紀五十年代，這種熱鬧突然完全消失。但沒過多久，差不多同樣的儀注又在早請示、晚彙報、大遊行、“忠字舞”中複現，隻變了膜拜的神靈和頌禱的詞句。故知中國人雖乏宗教熱情，卻有敬神習慣，無神可敬時便敬官，總是心甘情願向主宰自己禍福的權威低頭屈膝。
鬼神本是官變的，嶽飛和關羽在“曆史”上早已成為尊崇的對象，“沒則為神”，經過曆代君王的敕封，便成了廟裏的嶽王和關帝。君不見，配合著各地“村官”的出現，大大的神廟都正在紛紛恢複麼。
二○○八年十月十神童
中國人向來珍重“神童”，過去的啟蒙讀物，《三字經》、《百家姓》之外，還有一種《神童詩》。如今雖然不大公開捧“神童”了，但大學辦“少年班”，文體重“明星”，還是和過去一樣珍重。
近來無事翻舊書，從南宋人龐元英的《文昌雜錄》中見到介紹當時“神童”的事跡，覺得頗有意思，值得加以介紹。
元豐七年（一〇八四）四月初五日，禮部舉行考試，應試者是饒州（今江西鄱陽）保送來的神童朱錫，隻有十一歲，竟能將《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背誦如流，不錯一字。於是皇上立刻召見，宣布賜予“五經”（進士）出身。別人皓首窮經一輩子還不一定能得到的功名利祿，這個十一歲孩立馬便得到了。於是神童就多了起來。十月四日，朱錫十二歲的堂兄朱申，將上述七經加上《孝經》、《揚子》、《老子》連讀一百遍。十月二十七日，撫州（今江西臨川）十二歲的黃居仁，將九經連讀七十五遍，二人也算“神童科”及格，得到了和朱錫一樣的獎賞。
北宋亡於朱錫“神童及第”後四十二年。這四十多年中，發現神童獎勵神童曾成為朝野上下的一種風氣。南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二有一則也談到這件事情，大意是：
饒州在元豐末年出了個朱錫，因為能背誦經書，成了神童，當了官。於是民間十分羨慕，都希望自家子弟也能成為神童。不管孩資質如何，到五六歲能念書時，都要他背誦五經，一本接著一本。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備一個大竹筐，令孩帶上書坐在裏麵；再將竹筐連人吊到大樹最高的枝梢上，使之除了書再看不到別的東西，也接觸不到別的人，在視和聽兩方麵排除一切幹擾，專心背誦。教讀經書有一定的價錢，讀熟一經交一筆錢。教的人為了早些得錢，不分白黑夜逼著孩子苦讀苦背。這種專考幼童背誦經書的“神童科”，中間停辦過一段時間，但到徽宗政和年間又正式恢複，有時也會出現個把像朱錫那樣能夠背誦如流的，“饒州出神童”的消息越傳越廣。但是，被吊到樹梢逼著背書折磨至死的孩，比能夠考上神童的多得多。
以上所述，都是南宋時的舊聞，再來看一段新聞吧。據《三湘都市報》今年九月二日報道：“出於對傳統文化可能中斷，國學後繼無人的憂慮，有老先生主張，招收聰穎可教的幼童，從三歲起發蒙，以傳統方式傳書授業，與社會隔離，使之不受現代生活汙染??”
公認為寶貝的國學快要失傳了，怎不令對國粹忠心耿耿的老先生憂心如焚，此項條陳真可比賈長沙痛哭上書了，也不知有關方麵認真聽取了沒有。“聰穎可教的幼童”，還不就是“神童”嗎，至少也是可以造就為“神童”的呀，那決不會少。隻要能得到“傳道授業”的機會，家長們幾千幾萬的教育投資正準備著，等先生們去拿哩。“與社會隔離”也正是如今貴族學校努力造成的環境，看來還不如南宋時的老辦法，將孩吊到樹梢上去更為徹底。“從三歲起發蒙”，比宋朝亡國前的五六歲又提前了兩三年，也許是八百多年流光如駛，炎黃幼兒的成長大大加快了。
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十二、談談職業和業餘
聽普京愛練柔道，老布什喜歡跳傘。古希臘的奧林匹克競技，本隻有像他們這樣業餘喜歡運動的人才能參加。此類平民或貴族定期到奧林匹克比試一番，爭個彩頭，然後該幹什麼還幹什麼去。他們參加競技，全為了娛樂自己，決不是為了金錢或“為國爭光”。那種為了娛樂別人，目的在於金錢的賣藝人（今稱職業運動員），根本無資格參加競技，更無資格戴上月桂葉編成的冠冕。
文學創作也一樣，曹操寫“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陶淵明寫“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何曾收入“半兩”“五銖”，更不是奉了誰的指示。曹雪芹“著書黃葉村”，維持生活還得靠紮風箏賣，何曾得到什麼稿酬？如果他們成了“專業作家”，下筆時得看漢獻帝、劉寄奴、清乾隆的臉色，又怎能有《短歌行》、《歸田園居》和《紅樓夢》？
做學問也一樣，陳寅恪在哈佛大學對吳宓過，“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要做學問必須“另求謀生之道”；“做官以及做教員等，決不能用我所學，隻能隨人敷衍，自儕於高等流氓，誤人誤己，問心不安”（見吳宓日記）。事實也確實如此，陳氏後來以教書為職業，在院係調整、教學改革、拔白旗和“*”中便“隻能隨人敷衍”；他考證錢（牧齋）柳（如是）因緣，“推尋秋柳枯蘭意，刻畫殘山剩水痕”，則完全是業餘研究。若不如此，而是先列規劃，編預算，討經費，搭班子，請哪位書記來領導，選哪個女生當助理，三卷本的《柳如是別傳》隻怕未必能成。
做官也一樣，最好也不要取代原來的職業，不要考上了公務員就一世為官，吃官飯穿官衣，死後還要到“革命陵園”裏按省、廳、處級排隊。看人家的國務卿賴斯，本來在大學裏當教務長，共和黨下了台，國務卿當不成，回大學去幹老本行就是。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職業是物理學教授，業餘有興趣，出來競選，選上了就幹一屆，選不上又可重執教鞭，仍然輕車熟路，用不著像陳*那樣預留活動經費，把錢存到海外去，落得一身官司。
外國的情形如此，中國古時亦是如此。宋朝賈黯廷試第一，馬上要做官了，去看望宰相杜衍（祁國公），杜衍不問他別的，隻問他的“生事”即他的職業和收入。賈黯“怪之”，曰：“黯以鄙文魁下而謝公，公不問，而獨在意於生事，豈以黯為無取耶？”杜衍解釋道：一個人如果沒有職業和收入，靠做官弄錢，就容易出問題。“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宦，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誌焉，何怪之有。”清人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卷八“官方（為官之道）與生事（產業生計）之關係”條中記下了這一節，又記雲：“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家庭原有資財）足否。”人或不悟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
像賴斯和默克爾這樣的人，職業收入遠高於當官的收入，故能“輕去就”；當官是為了“行其誌”，不當官也沒什麼了不起。我們的鄭板橋“七品官耳”，因能以書畫維生，才能在貪瀆的長官麵前直起腰杆子，“閑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吟著自家的詩句浩然歸去。不像如今有官做便有了一切，不做官便沒了一切。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三、古來早就有書話
“書話”作為名詞的曆史不能算長久，人們寫作書話的曆史卻不能不長久。手邊有兩篇宋人話《陶淵明詩集》的短文，當時雖未自稱為書話，其實卻是百分之百的書話。一篇的作者是蘇東坡：
餘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正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另一篇的作者則是陸放翁：
吾年十三四時，侍先少傅居城南隱。偶見藤床上有《淵明詩》，因取讀之，欣然會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讀書方樂，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數日前事也。
話的都是《陶淵明詩集》這本書和讀這本書的快樂，而文情並茂，令人於數十代後，仍不禁神往，實在是神來之筆，也就是我心目中頂佳妙的書話了。
因為古今語不同，古今人情和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差異很大，今人想用幾十個字寫出一篇好文章，似已不太可能。但我看劉緒源君的書話《我的〈東坡樂府箋〉》，感覺仍能與讀蘇陸短文相仿佛。他在船廠當學徒工，月獲一十七元八角四，用一塊八毛買到“仍取線裝形式，拿在手上輕軟便利，舒雅美觀，打開內頁，紙寬字清”的上下兩冊時的心情，大概也可與東坡喜得“字大紙厚”的陶集時相比。
劉君寫的文章，比起古人來，當然要長些。但一開頭就介紹“離經常召開萬人誓師大會的人民廣場僅一箭之遙的福州路舊書店”中“大路貨”的情形，便帶上了我們恭逢其盛的偉大時代的色彩，為古人所不及見。最後又好似不經意地到去黃裳家，先是將“自以為比較好的版本”拿了出來，終於“隻好訕訕地收起書，別的事”，頗有頰上添毫之妙，亦可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矣。
我喜看真正的書話，不喜看通常所的書評。我以為，書話該是以書和讀書生活為題材的品文，是個人感情流露的點點滴滴；而書評則要對書的內容進行分析，屬於社會文化評論或學術隨筆劄記的範圍，主要是一種“公器”，不是我這種閑人感興趣的了。
書話當然也可以作批評，帶褒貶，但總應該有文學的趣味，如孫宗鑒之話《五代史》：
神考問荊公曰：“卿曾看歐陽公《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歎也。”餘謂公真不曾仔細看，若真仔細看，必以“嗚呼”為是。五代之事，豈非事事可歎者乎。
又如張宗子之話《文選》：
張鳳翼刻《文選纂注》，一士夫詰之曰：“既雲文選，何故有詩？”張曰：“昭明太子為之，他定不錯。”問：“昭明太子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張曰：“便不死亦難究。”問：“何故？”張曰：“他讀的書多。”
都觀點鮮明，意思顯然，絕不讓長篇大論，更無論為了應酬或得雙份稿酬而做出來的“書評”了。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十四、周紹良贈聶紺弩
最近得見已故周紹良先生贈聶紺弩的兩首詩，是聶出獄後將自己在北大荒所作詩給周看，周看後寫了回贈給聶的，原來無題，亦未公開。現在由我作為“第三者”來發表，題作“周紹良贈聶紺弩”。至於聶被誰“告密”的事，則我暫時不想多談。第一首雲：
北荒往事已風流，
革命如今豈到頭。
十載幽囚作孽，
百端磨折命為仇。
撐腸剩有詩千首，
把臂猶存貉一丘。
何罪遣君居此地，
高無處問來由。
第二首是“集唐”：
數篇今見古人詩，（杜甫）
異代風流各一時。（李白）
佳句相思能間作，（李頎）
爭名豈在更搜奇。（司空圖）
落花飛絮成春夢，（戴叔倫）
細雨和煙著柳枝。（朱灣）
舉目爭能不惆悵，（白居易）
懸河高論有誰持。（劉長卿）
“集唐”即集唐人句成詩，這種體裁，現在的年輕朋友恐怕不太熟悉了。但隻要想一想，在“革命如今豈到頭”的時候，作為佛教居士、不左不右的周先生，能為“十載幽囚”歸來的聶紺弩寫詩相贈，不怕被視為“貉一丘”也要和他“把臂”；還能將聶氏感懷“北荒往事”之作和“古人詩”相提並論，譽之為“異代風流各一時”，豈不明公道自在人心，大多數中國讀書識字之人，心裏頭還是分得清是非善惡的麼？講老實話，對此我一直還是有信心的，雖然“告密”也被告過不止一次，直到不太久以前。
周紹良出身的“東至周家”，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地位重要，其重要前期在政治、經濟方麵（曾祖在清朝為總督，祖父在北洋為總長，又是實業巨頭），後期則在社會、文化方麵（伯父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父親為全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堂兄一良、煦良均學者名家）。由於出身和社會關係的原因，紹良先生沒有條件“左”，也沒有膽量“右”，所以我他“不左不右”。這大概也就是他能比較遠離政治旋渦，在“邊緣”上潛心佛學，搞搞收藏，還能夠跟聶紺弩這樣的人交交朋友作作詩，也沒誰來硬派他“臥底”和“告密”的原因吧。
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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