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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則知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時間將客廳裏的垃圾清理幹淨，然後將屋子裏的生活用品按照前身的習慣全都換了一套新的，連碗筷都沒放過。
第二天一大早，他開車去了京城大學。
作為教授，前身在京城大學是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的。地方不大，四十來平，配一張辦公桌，一組文件櫃和一套沙發茶幾，還有就是一整麵牆的書籍和期刊。
許佳晴是在七月末出的事，當時正值暑假，因而前身雖然頹喪了一個多月，對工作倒是沒什麼影響。
正值開學，按照慣例，孟則知在學生群裏發了條消息，讓學生分批帶著論文來找他。
前身是研究數學的，但和恩師萬哲先教授主要從事典型群和幾何方麵的研究不一樣，前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數論。
他名下一共帶了六個博士生，十五個研究生，都是三年製的。
發完消息，孟則知走到書架前，循著記憶抽出兩本期刊。
期刊名字叫《華國數學學報》，在國內十九種數學核心期刊裏，《華國數學學報》的影響力隻能排在中下遊。前身被爆出學術造假醜聞的兩篇論文，就是刊登在這兩本期刊上。
主線任務孟則知暫時沒法做，蔣啟揚這會兒正在好萊塢呼風喚雨呢。至於陳應龍，能隨隨便便拿出五千萬來投資蔣啟揚的電影和電視劇的，又怎麼可能是個普通人——據說當年他爸咳嗽一聲，國內製糖業就要抖三抖。
他一個做學問的，無權無勢，真要上去和蔣啟揚兩人硬剛，實在不是明智之舉。
所以孟則知才決定從支線任務——恢複前身名譽入手。
前身身上的汙點有三，家暴致使妻子流產、學術造假、私生活混『亂』。
留給孟則知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五個月後，這兩篇論文被爆剽竊，成為前身跳樓自盡的□□。
孟則知將這兩篇論文粗略的過了一遍，心裏有了考量。
研究數論的，總是不可避免的會暢想自己有一天能解決一個或是多個世界『性』的數論難題——哥德巴赫猜想、孿生素數猜想、黎曼假設、費馬大定理……
其中最為國人耳熟能詳的，應當是哥德巴赫猜想。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華羅庚為代表的華國解析數論學派興起。
1956年，王元院士先後證明了“3+4”、“3+3”、“2+3”、“1+4”問題。
1962年，潘承洞院士和蘇聯的巴爾巴恩證明了“1+5”問題。
1966年，陳景潤院士證明了 “1+2 ”問題，並在1978年證明了“1+1”上限公式。
正是因為華國數學家為證明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使得這個猜想早早的就被國家打上了超越學術意義的‘政治標簽’，無時無刻不在激勵著後輩數學家。
受此影響，前身入選長江學者之後，就藝高人膽大的將研究方向轉移到了哥德巴赫猜想上麵。
不過可惜的是，前身到底是沒能解決這個問題。但這並不是說他的研究沒有一點用處，三十五年之後，他的獨女在他的研究基礎上，成功證明了這一猜想。
隻可惜，那孩子已經沒了。
孟則知搖了搖頭。
前身發表在《華國數學學報》上麵的這兩篇論文，正是關於哥德巴赫猜想的。
那個時候，前身已經中了毒，智商的下降導致他的研究工作陷入了困境之中。偏偏學校方麵有硬『性』要求，教授級別的導師每年至少需要發表兩篇核心期刊論文，論文數量和質量則是直接與科研項目和經費掛鉤。
拿不出研究成果，情緒也漸漸失控，變得易爆易怒，也正因為這樣，前身並沒有多想，隻是把原因歸咎到了工作壓力太大上麵。
沒有人會喜歡和一個一言不合就大動肝火的人打交道，一來二去的，係裏的同事漸漸地疏遠了前身，前身的那些學生也都被他罵怕了，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過來找他。
隻除了一個人之外。
那個人就是前身的博士生弟子章方旭。
章方旭硬著頭皮抗住了前身的暴風驟雨，每天準時到實驗室報到。在他的幫助下，前身艱難的寫出了這兩篇論文。
想想也知道這兩篇論文的水平高不到哪兒去，但好在投《華國數學學報》還是可以的。
考慮到章方旭幫了他不少忙，前身也曾想過把他的名字加到論文裏，列為第二作者。
但是章方旭拒絕了，他問前身要了三萬塊錢，理由是他爸生病住院，腎衰竭，病情很嚴重，家裏醫『藥』費不夠。
前身聽了，答應了下來，畢竟這兩篇論文的水平本來就不高，再加上一個第二作者，含金量就更低了。
前身很爽快的給章方旭打了六萬塊錢。
事情怎麼可能這麼簡單——
章方旭的父親的確是住院了，腎衰竭，病情很嚴重。
然後陳應龍找上了他，許諾會承擔起他父親的醫『藥』費，直到他父親做完換腎手術為止，但需要章方旭幫他做幾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