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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起來都是很正麵的內容，但是從他的嘴裏說出來，有點不對勁。
武琳安慰道：“一個人在異鄉打拚不容易，你已經很棒了。”
“我沒有殺人！”高升突然喊道：“他不是我害死的，我也想救他。”
我問道：“你說誰死了，你的主管嗎？”
高升突然站起來，向我衝過來。我來不及躲避，隻能硬抗，他赤手空拳，不會造成太傷害。
我已經坐好準備，高升卻衝到醫生麵前，跪下之後抱著醫生的大腿說道：“放過我吧，我什麼都不會說，求你讓我走！”
門外的護工衝進來，醫生擺擺手，讓護工出去。
高升根本就沒有威脅，即使失控，也不會做出傷人的舉動。
武琳不甘心，說道：“隻要告訴我們你去哪了，見到誰，我們就放你走。”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很大，很破舊。主管死了，就死在我麵前。雖然我不喜歡他，但是我也沒想他死！”
高升回答了武琳的問題，還絮絮叨叨的說了一大堆。
武琳見勢頭不錯，趁機問道：“你見過白教授嗎？他長什麼樣！”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別問了！”醫生阻止我們繼續問下去，重新勾起他恐怖回憶，對他又是一次傷害。
一個兩難的選擇擺在麵前，在警方辦案時經常遇到。
被害人受到巨大的精神傷害，不願意回憶案發經過。對警方來說，案發時的每一個細節對破案都很重要。特別是還沒有找到凶手，他有可能再次出來作案。
讓被害人開口還是等凶手再次作案？一個無解問題。
武琳和我站在門口，看著醫生安慰高升，他逐漸冷靜下，鬆開醫生，又回到牆角卷縮成一團。
雖然交流的時間不長，還是得到一些信息。
白教授是男人，地方很大，他沒有露麵，主管已經死了。
醫生出來說道：“你們走吧，他現在的狀態你們也看到了，什麼都問不出來。”
“等他狀態好一點，您給我打電話。”
“你們要再探視他，就要經過他家人的同意。已經在路上。”
醫生很委婉的告訴我們，想要再見高升不那麼容易了。
離開之外，我問道：“在你們這一行裏，有沒有非常出名的專家，姓白的。”
醫生認真的想了想說道：“好像沒有這麼一號人。”
“那你幫我們打聽一下。”武琳拜托道。
“不用打聽。”醫生很自信的說道：“幹這行的本來就不對，互相之間基本都認識。除了我們院，還有兩家民辦療養院，沒有白教授這號人。”
“謝謝了。”我們離開精神病院。
我問道：“下麵去哪？”就快要中午了。
“找高升的同事聊聊。”高升這條線不通，武琳想從主管下手。
綁架一個成男人，還要不引起注意，到現在連下手的地點都不清楚，白教授是怎麼做到的？
鈴
電話響了，方叔打來的。
“我打聽到一個外號叫白教授的家夥，是搞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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