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蔡婆婆的采訪比想象中結束的要快很多，蘇澈原以為在這裏可以找到他一直期盼的那種有關人性的東西，卻沒想到蔡婆婆那種獨有的信念不是一般人能夠理解的，甚至都不可能與人分享。
她雖然反複的強調著自己這許多年來一直活在“幸存的煎熬”中，但蘇澈看得出，能夠支撐一個女人守望丈夫六十多年的遠不止“煎熬”，因為純粹的痛苦會將一個人徹底逼瘋，唯有希望才是讓人強大的東西。
在采訪的最後，蘇澈在日記本上寫下了一段話。
“或許她的每一天都因為她的幸存而煎熬著，可希望卻仍是支撐她走過孤獨歲月的最強大的力量，希望是美好，甚至可能是人間至善！”
這段話的最後一部分引用了《肖申克救贖》的經典台詞。
當大部分人被高牆改造，從一開始的憎恨、厭惡到後來的迷茫、無望，再到最終的依賴和離不開它的時候，《肖申克救贖》中的男主卻一直期待著重獲自由，正是這種希望讓他默默承受了許多年，讓他有力量爬過兩個足球場大小的，充滿汙穢的下水道，並重獲自由！
……
在島上待了一天，又跟著學弟劉夢岩去拜訪了一下他家的老爺爺後，蘇澈又踏上了尋人之路，不過這一次他不需要駕船出海，更不需要翻山越嶺，他訂了三天的後機票，將乘飛機前往莫斯科，在那裏他將要采訪一位已經年過七十的老人——李愛年。
李愛年老人是一位知名作家，隻可惜，在最關鍵的時候，他犯了“很低級”的錯誤，國內社會的作家環境從此再無他的容身之所，無奈，他隻好舉家遷往莫斯科，去尋找他在莫斯科的親哥哥落腳。
自此後，李老就在莫斯科住下了，這一住就是十三年。
十三年來，李老幾乎每天都會在國內的各大媒體平台上發表作品，但從無例外，他的作品都會很快遭到一大群人的抨擊，似乎人們永遠都無法原諒他在十三年前“犯的錯”，包括蘇澈。
當時雖然他還小，卻也大概聽說了李愛年寫的東西犯了國人的忌諱，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諷刺了人們虛偽的善良，並說所有這一切善意的舉動都不過是出於為社會整體付出的一種的盲目。
而為了證明他說的是對的，他還例舉了很多實證。
隻可惜，在那個全國上下齊心協力的時代，他的這種思想實在太過偏激，不但與社會大風向相背離，甚至還公開與國內各大作家社區在媒體平台上對罵。
以一敵眾的勇氣固然可貴，但結果是悲慘的。
他的所有文章都被下架不說，他本人也被“趕出了”故土，如今隻能在異國他鄉靠著親人的“施舍”過活。
蘇澈把李愛年作為自己的采訪對象之一時也猶豫了很久，他也擔心自己會受到牽連，但最終他還是鼓起勇氣坐上了前往莫斯科的飛機，因為他很想知道李愛年老人當初為什麼要發出那樣的“不合群”的聲音。
……
抵達莫斯科，早有人前來接機，這一次沒有什麼輾轉，蘇澈下了飛機後沒多久就在預定好的咖啡廳裏見到了李愛年老人和他的愛人。
不過采訪開始時，他的愛人就出去了，隻剩下蘇澈和李愛年兩人。
對麵而坐，蘇澈也不廢話，直截了當的問道：“在作家中，您算是觸電比較早的，您的小說《藍海鷗》改編成電影《陷落之地》，讓您從文學圈進入了公眾的視野，後來的《逆風》又鞏固了這個效應，這讓您聲名鵲起，成為了炙手可熱的‘高收入作家’，但據我所知，您在當時似乎並不是很高興，甚至在一次電影宣發中麵對記者的無禮提問，您直接選擇了離場是嗎？”
“是的，這事又談到了作家和電影這個命案的問題，涉及這個話題時，大概很多作家與我一樣，是一種不太舒服的尷尬的心情。通常公眾輿論會把這種簡單的知識產權交易複雜化，在這樣的交易中心，人們的判斷力因為電影的強勢，或者說具現化表演藝術的強勢而輕視了作家一方，作家好像一下子就變成了既得利益者，是一個提著籃子到市場上賣菜結果幸運的遇到了一個大老板的菜農。其實大多數人作家從來沒有去過市場，我自己本人也很討厭純粹的市場行為，那感覺就好像是一些地方的舞女，走上台上展示自己，讓底下的人品頭論足並掏錢一樣，可事實並不是這樣的，作家或許是種菜的，但他們原本是好好的在自己的院子裏種菜的安分人，可市場化之後，就突然來了一群人，他們走到園子邊，對園子裏的菜指指點點，並明確說要哪個地方的菜，你要是沒有，他們還會生氣，而你，就隻能一臉莫名其妙的感到尷尬。當然也不乏一些菜農想想自己中了那麼多的菜，反正也吃不完，就賣了，賣給他們比賣到鎮子上價錢好，這是菜農當時唯一的實惠，後麵的事情都是發展出來的，比如最近流行的一種速成食品如何火爆，大家便順便提起了這個速成食品的由來，可是這對菜農的生活有什麼改變嗎？沒有改變。菜農仍然種他自己的地，他的菜還是要賣到鎮子上去，被默默無聞的人默默地吃掉，我舉這些例子隻是想準確說出我在此類事件中的真實心態。”李愛年的例子很有趣，尤其對於蘇澈來說，他一直也很困惑自己的創作究竟是一種有內而發的本我內心的展示，還是一種為滿足外部需求的一種市場行為，現在看來，他與李老的境界還差了許多，因為他甚至都還沒有屬於自己的一塊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