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是我學生時代心中的英雄。那一聲《一無所有》，那一曲《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是中國由僵化封閉走向開放時必須經過的陣痛與覺醒，是一代年輕人的呐喊與反抗，也是新啟蒙時代的坦誠與自省。他的音樂是熱烈而危險的，年輕人要的就是這個。不僅是年輕人，常常有中規中矩戴眼鏡的知識分子模樣的中年人，在崔健的音樂中哆嗦著，想要喊又還沒有喊出來，那是中國的搖滾樂對幾代人的撞擊。在他的第一張專輯裏，出現了150多個“我”字，是出於傳統和政治的原因被長期埋沒和壓抑的漢字。
不知從何時起，我們都變得現實了。忙著養活自己，或從一段破裂的情感中掙紮出來，沒誰能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音樂也不能用來付下個月的房租。再後來市場經濟大發展了，機會多了，眼界大了，工作忙了，掙著錢了，生兒育女了。當對手的麵目已經改變，當金錢主導了價值，當人們在疲於奔命之餘，需要的更多是醉人的小曲和淺薄的搞笑，我們還需要崔健的認真和憤怒嗎？他的舞台下是否還有年輕的人浪與歡呼，還是隻有中年人的懷舊與歎息？鮑勃·迪倫說過，每個人過了青春期之後都處於下滑狀態，你能做的隻是減緩下滑的速度而已。
再次見麵時的崔健，穿著自己早前設計的紅底碎花外套，戴著那頂標誌性的有顆紅五角星的發白的軍帽，安然地坐在我麵前。他正在籌備年底的搖滾與交響音樂會，又剛剛殺青了與他的歌曲《藍色的骨頭》同名的電影，做起了跨界的樂事。不過這一切都顯得文藝了些，小眾了些。如今的男孩女孩兒們還能在他的作品裏找到自己嗎？崔健說：“年輕人處於多元的文化中，表麵上看他們有許多選擇，但實際上他們是被動的。他們失去了釋放嚴肅思想的文藝舞台，強大的商業包裝和營銷讓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應有的感知。”而他自己呢，卻更多地從早期作品中的出走、釋放，從離世的渴望回歸到人世的狀態，把觸角伸入社會的芸芸眾生，關注精神，並發出呐喊。《農村包圍城市》《混子》《小城故事》都是如此，雖然因為缺少旋律而不易被傳唱，他仍然執著地相信真正的搖滾不是為了取悅聽眾，而是個人與環境的衝突所產生的能量爆發。這讓他興奮，讓他流淚，也讓他孤獨，在孤獨中找到力量。他形容那是在心靈裏一次又一次把自己脫光，被打擊，然後又康複，他把這個過程稱為快感。他把曾經的曆史記憶稱為紅色的，把充滿欲望的商業時代稱為黃色的，而把對精神的追求稱為藍色的。當所有的人還在等待另一首《一無所有》的時候，他扛著自己藍色的骨頭，繼續青春的傳奇。無論這舞台是擁擠的還是空蕩蕩的，他的內心獨立並充盈。
而對於演員來說，觀眾的存在帶來表演的欲望，好演員大多是人來瘋。沒有演員是不在乎觀眾的，即使那些外表冰冷甚至不屑的，內心裏也渴望獲得喝彩。這既是這個職業的強大之處，也是它的脆弱之處。觀眾少或沒有觀眾時，演員隻能與自我還有角色共處，互為鏡子，有對影成三人的妙處。我認為此時的他更接近純粹，故常以“站在空空的舞台”相問，並以為隻有坦然自處的演員才有足夠的氣場構築內心的舞台。觀眾常常不自覺地被這種演員吸引。
“40歲的楊瀾，已經站過無數的舞台，有星光璀璨的大劇院，富麗堂皇的剪彩台，挺括光鮮的職業裝，線條流暢的晚禮服，照得人無所遁形的刺眼燈光，不同膚色的觀眾，如潮的呐喊和歡呼。但從來沒有一個舞台能勝過《楊瀾訪談錄》那個隻有兩把椅子的訪談空間。”
獨家
希拉裏·羅德姆·克林頓曾表示，作為新晉上任的美國國務卿，她希望自己在首次出訪之旅中多傾聽他國的意見，但她在此次行程的最後一站卻表達了很多看法。
希拉裏亞洲之旅的終點站是北京，這裏被當作“重頭大戲”。她向中國一檔脫口秀的主持人闡述了為何中國應該繼續購買美國國債。她對電視節目主持人楊瀾表示：“（購買美國國債）是一項優質、安全的投資。”
2009年2月23日，《紐約時報》登載了一篇發自中國北京的報道《傾聽之旅“變味”，希拉裏在華頻出言論》。有趣的是，此篇報道的記者馬克·蘭德勒，正是1996年對楊瀾進行獨家專訪的同一人。13年後，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楊瀾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而富有遠見的馬克·蘭德勒這一次又見證了她領銜獨家專訪希拉裏·羅德姆·克林頓的光彩。
從2月20日晚7點半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到2月22日中午回國，美國新任國務卿希拉裏上任後的首次中國之行隻有短短的兩天時間。在高度密集的行程安排中，希拉裏在離開的最後一天，接受了《楊瀾訪談錄》的采訪，這也是她此次中國行程中接受的唯一一家電視采訪。
獲得這個獨家機會的背後，是否同樣有獨家的內幕呢？是陽光媒體專業的公關斡旋，抑或楊瀾廣泛的人脈關係？對於《楊瀾訪談錄》外聯謝漪春而言，這位畢業於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有著出眾的英文寫作能力的小姑娘，所做的工作就是：整理出了一份9年來所有嘉賓的名單，刻錄了一張采訪國家元首政要的DVD盤，寫了一份申請表，及時遞交到了美國駐華大使館。於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她就收到了美國大使館新聞官的回複：他們願意接受《楊瀾訪談錄》對於希拉裏·羅德姆·克林頓的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