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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母語者學東西要淺嚐輒止很容易，但如果要學問大成到無懈可擊，則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去鞏固知識體係，慢慢夯實基礎。
用量子思維的角度去理解，便是快速建立的碎片化記憶小螺旋需要更多次重複鞏固，才能形成更穩定的規律。
這個重新夯實基礎的時間，其實比英語母語者短不了多少，基本一致。
可能有部分天才會表現出個體差異化，但陳鋒會從更全麵的整體框架考慮問題。
因此在基本合格的中上層知識分子層麵，快思維的專家級學者占比更高。
但在頂級知識分子的層麵，快思維結構吃到的效率紅利被吐出來了。
目前全球頂級科學家中漢語母語者占比較低，甚至遠低於五分之一的人口比例。
對於這種差距，比較外在的說法是國情差別。
因為快思維的主體——中國目前是在扮演追趕者的角色，並且在追趕的過程中始終需要麵對慢思維社會構建的科學封鎖線。
在很多領域內的相對落後是客觀事實，不因個人意誌而轉移。
大部分出生在漢語環境中的學者必須先突破封鎖線，才能獲得真正的頂級知識，快思維的中國比慢思維的歐美多了一重困局。
比較唯心的說法便是陳鋒這所謂的語言決定思維模式論。
快思維的社會結構裏普通民眾的基層知識更好，但在頂層的階段，快思維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效率衰減。
理論上，如果快思維母語者本身性格比較沉穩，在學習和累積知識的過程中也能做到慢思維者那樣一步步夯實基礎。
但這又多了個性格沉穩且堅韌的先決條件，因此從比例上講，慢思維的確容易出中堅層的知識分子，並導致頂級知識分子的數量比例出現差距。
在頂級知識分子的人數上，快思維母語結構的人稍微落後。
原因很複雜，也很多方麵，陳鋒現在也隻能執拗的認為無論何種母語，登頂時代知識終點的難度是一樣的。
隻是現實世界裏錯綜複雜的外部環境最終導致了如此結果，所以他也隻能以既辯證又唯心的想法來看待世界。
他認為，最完美與省力的捷徑，是將兩種語言的環境完美融合到一起，讓後人在成長過程中不分快慢結構的思維。
這是先天的融合。
在他身邊有個最鮮活的案例。
從小就生長在雙語環境，母語根本不分中英的青年學者賴恩。
誠然，賴恩的成功與他個人的天賦和努力脫不開幹係，但他的存在起碼也給陳鋒奠定了信心。
同時陳鋒也要追求後天的融合。
真正的學問家可以跳出先天母語環境的束縛。
幼時生長在漢語環境，在成長階段進入英語環境，然後以極強的學習能力熟練掌握英語，並將兩種語言的優勢彙合到自己一人的腦子裏。
這種後天的完美融合可以選出的代表人物更多，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童第周等人。
陳鋒覺得這也不錯，起碼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但或許有人會質疑他，對他的看法表示不服，並諷刺他，“你是不是認為純漢語環境出不了大學問家？”
陳鋒則隻能無奈的表示，有，但數量和質量還不夠讓人滿意。
並且全球化的意義就在於融合，你非要退融合，隻守住自己的語言，那不是開曆史倒車，閉關鎖國？
每種語言都代表了一種寶貴思想，每種思想都自有其存在的價值。
多元化的語言是文明發展演變的進程中留給人類的寶貴財富，你偏偏要放棄到手的財富，去推行極端的民族主義？
那當然是不可取的。
世界上的優秀學術論著本就既有中，又有英。
你隻看中，不看英？
那你看到的東西永遠都片麵化了。
這樣還指望能出大學問家？
這時候杠精們又有話說了。
那為什麼不能把所有有價值的英文論文全部翻譯成中文？
陳鋒則會兩手一攤。
就算他能靠這先知先覺甄選出哪些論文具備價值，也能組織出足夠多的人力物力進行翻譯。
但卻不能忽略了一點，學習者本身的完美領悟需求。
一種語言的文章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改變的不僅僅是表層的意義，其邏輯內核也必然將在這個轉譯的過程中或多或少的流失。
隻看譯文的結果就是，你吸收的東西一定會呈現出部分片麵化。
無論中譯英還是英譯中，都一樣。
陳鋒想打贏千年之後的戰爭，所以他得追求極致，從現在開始就要探索符合人類大腦結構的完美邏輯運轉方式——快慢結合，中西不分。
他要讓後人的大腦裏方塊文字和拚音文字並行，隨時隨地無縫切換。
然後，當後人的知識水平不斷拓展，達到一定的程度後，再自行選擇接下來的側重點。
如果部分後人準備從事純技術工種，則以中文為主。
部分後人準備從事最純粹的理論研究，則讓其思維模式逐漸偏向英文。
這是一種相對的側重偏向，在具體實踐中也會因個體差異而呈現不同選擇。
最後必然還有一小部分人從不同的道路殊途同歸，對兩種語言自然而然的都掌握到熟練精通，可以既廣且深的涉獵所有核心知識，成為引領時代的大學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