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奧卡和希帕提亞於輕鬆愉快的午餐氣氛中通過聊天逐漸熟悉了解彼此的時候，先行一步回到總督府的利比烏斯已經按照奧卡臨走前的交代，以總督府的名義向所有亞曆山大城的貴族下發了明文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貴族必須重歸羅馬原先尊奉的多神教，但凡敢於違抗者，懲處將異常嚴厲，直接剝奪貴族身份和一切公職。
除此之外，總督府還宣布將以正式的官方照會約見亞曆山大城內多神教各大神廟的祭祀，舉行一次級別很高的，，目標在於重新確立埃及行省內宗教秩序和規則的大會，屆時，奧卡將親自出席，全權代表帝國高層，與眾位宗教人士共同協商製定一套應對眼前社會中日益激化的信仰矛盾危機的解決方案，並將其立法。
當數十名政令宣讀員來到亞曆山大城內的各大廣場以及群眾聚集區內，鄭重宣讀了這兩則政令後，頓時引發民眾的強烈反響，城市各處都是議論紛紛，特別是對於那些政令涉及到的當事人來說，他們自然看出了政令中表麵之下的意思，而正是這些隱含的內容讓他們震驚不已，他們詫異於這位新來的總督如此雷厲風行而不留餘地的試圖直接快刀斬亂麻地出手解決敏感的信仰危機問題，因為沒有人比他們更了解，如今亞曆山大城的神經是多麼脆弱，若是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爆那些信仰迷失的民眾和狂熱躁動的基督徒，後果難以想象。
不過，意識到這種可怕局麵的人並沒有絲毫前去總督府向那位初來乍到的總督良言勸告應該慎重行事的打算，事實上，恰恰相反，他們更願意抱著一種看戲的心態來關注事態接下來的變化，因為對這些人來說，無論是表現出強硬姿態、‘恣意妄為’的新總督府，還是善於蠱惑、信仰狂熱的基督徒，都不是他們的朋友，他們的朋友就隻有利益而已，或者換一種更容易理解的說法，他們隻在乎敵人，任何試圖侵害這些地頭蛇在行省切身利益的人，都是他們將不惜代價也要除之而後快的敵人！
而現在看來，似乎這個敵人的身份還沒有明朗化，所以，這些擁有著埃及最大權勢的人們都如同冬眠的毒蛇，靜靜地蜷伏在蛇窩中磨礪著毒牙、積蓄著毒液，擇人而噬。
不過毒蛇固然致命，但卻隻是潛伏著，真正被奧卡決定的這一紙政令撩撥起來的，毋庸置疑，是勢力正迅猛崛起的基督徒。64年前由雄才偉略的君士坦丁大帝聯合當時的另兩位奧古斯都李錫尼烏斯、伽勒裏烏斯（當時是羅馬曆史上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時期，因為當時的羅馬居然是由六位奧古斯都共同統治，彼此竟還相安無事）共同頒布的《米蘭敕令》，徹底改變了幾個世紀以來，在帝國底層異常活躍的基督教始終處於‘邪教’的社會地位，結束了一直以來對基督教的迫害和壓製政策，代之以實施宗教寬容。
正是得益於這份詔令，基督教徹底擺脫了非法的惡名，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傳教，政治處境的改變讓原本就在帝國底層民眾中擁有越來越大影響力的基督教呈現爆炸式擴張，短短數十年間，帝國境內基督徒人數就從區區數十萬猛增至四百萬之多！（羅馬帝國的人口大約在1億左右）而實際上，真實的基督徒人數必然較之明麵上的統計數字更多。
基督教的興盛有其深刻的內部原因，但更直接的無疑是羅馬的社會背景。大量的無產階層包括奴隸、雇農、城市無產者，這些在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羅馬社會中占據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比例，而正是這一龐大的人口階層對政府心懷極度不滿，使得勞動力不僅沒有轉化為社會生產力，反而常常成為引發社會動蕩的根源。
盡管社會中生活難以為繼者和遭受殘酷剝削壓迫者越來越多的情形幾乎瞎子都看得見，但腐朽貴族掌權的羅馬政府，卻不可能去為了給貧困的人民謀求幸福而損害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賴以獲得利益的階級規則，所以，這股從內部、從最底層掀起的逆流在持之不懈的反抗中變得越來越難以壓製，可是就在當權者為這種可怕而不受控製的反抗力量愈發強大而頭疼的時候，原先誕生在猶太地區、代表著貧苦大眾的基督教突然進入了視野。
這個原先總是四處為貧苦人民宣揚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因而不受待見的宗教，居然改變了它的處世方法，盡管表麵上，似乎基督教依舊在煽動著人民的意識覺醒，但實際中，很多官員卻敏銳地發覺到一絲不同，那就是和最初的不屈反抗截然不同，基督教似乎開始有意識地向官方展示它在群眾中的影響力，同時又不斷給出基督教願意親近羅馬的暗示。
這一意外的發現讓統治者喜出望外，而接下來，換了一個角度之後再去看基督教，羅馬的皇帝發現了更多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到了君士坦丁在位期間，他清醒地意識到了，以強硬的做法來壓製這股民間反抗不公命運的力量已然是治標不治本，他開始認真思考能否換一種思路去平和地調解社會矛盾，於是，他看到了基督教。君士坦丁發現基督教對於信奉多神教的羅馬來說確實是一種造反和破壞的力量，但在基督教內部卻有一股統一而有組織的力量，基督的教義在整個帝國的教團和信徒中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自由團體契約，而這種純粹由信念構成契約對於那些寄托了全部希望的民眾來說，具有令人置信的牢不可破的效力。這種基督教內部的統治力讓君士坦丁感到吃驚，但同時也隱隱似乎找到了一絲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