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席昂為代表的學者團的到來無疑解了奧卡的燃眉之急，新政鋪陳諸事草創，正需要大量人才從旁協助來拾遺補缺矯枉過正，但可惜的是羅馬的教育尚未普及平民階層，先賢留下的寶貴知識和思想幾乎都掌握在貴族以及少量的精英手中，因而即使新政府中大量空缺虛位以待向知識階層敞開，但除了貴族趨之若鶩之外，那些奧卡真正看重的學者型人才卻隻有極少數表現出了積極的興趣。
這樣的局麵奧卡也並不是沒有預料到，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無非是因為幾個方麵的原因，一是對於此次改革較之以往任何一次改革都截然不同的性質和意義，散落各地的學者很難深入認識到，盡管每一周在奧卡的指派下都有專門人士對改革的進度內容進行撰寫，然後通過印刷複製由各地辦事處公開發售以便公民實時了解，但信息的獲取仍然顯得滯後，而且信息量也隻能勉強達到粗概描述的程度，這直接導致了不少學者始終對改革持觀望態度。
二來，之前的羅馬沿承的一直是純粹的貴族統治，政權大部分掌握在貴族、相對有特權的羅馬市民手中，能夠從外省、底層民眾中間脫穎而出的高層官員屈指可數，這和最初的羅馬是一種類似城市聯合的鬆散政治同盟有關，這種存在明顯傾向性和保護主義的封閉守舊政治給人的印象太過根深蒂固，因而不少學者和平民人才都很難相信改革真的能打破牢固的藩籬，使政治中樞麵向全國敞開。
最後，也是最為隱晦的一點，那就是宗教的問題，先前也提到了羅馬的知識階層十分單一，除了貴族，剩下的基本都是屬於古羅馬希臘時代傳承下來的學派團體，其中目前最具影響力、人數也最多的是新柏拉圖學派。新柏拉圖學派，顧名思義其理論的基礎是建立在曆史悠久的柏拉圖哲學之上，不過與舊柏拉圖學派相比他們另外吸取了畢達哥拉斯、亞裏士多德、斯多阿以及東方宗教哲學的部分內容，特點是具有濃厚的宗教神秘主義成分。
新柏拉圖學派其實與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期盛行的百家有一點類似，它們實際上都是哲學流派，處世哲學和對哲學的思考才是百家真正的精髓，隻不過最後機緣巧合之下華夏百家真正留下名氣的卻是各自賴以生存於世的技能，比如墨家的器械、縱橫家的外交之術、兵家的兵略等等。而在這一點上，新柏拉圖學派有所不同，古代西方人很早就對哲學有著十分深刻的認識，因而像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這些流傳千古的偉人他們盡管個個博學多才，往往精通好幾門自然科學，但在西方的史書記載中他們最為光輝耀眼的成就卻依舊是留給後人的哲學思想。
而眾所周知，宗教其實歸根究底也是一種哲學，而同一個領域的競爭毫無疑問是異常殘酷的，特別是隨著基督教在帝國的崛起，新柏拉圖學派提倡多神論與各種密信、法術的主張顯然與基督教宣揚一神的核心教義顯然相悖，於是受到基督教的極力打壓，由於羅馬政府偏向基督教，新柏拉圖學派無力對抗，隻能是龜縮一隅，於是在地域的分隔差異下分成了三個支流，即以揚布裏柯為代表的敘利亞派、以小普魯泰克和普洛克洛為代表的雅典派以及最後以希帕提亞為代表的亞曆山大派，當然，這是原本曆史上的分流脈絡，而現實裏目前還隻有敘利亞派和雅典派，因為亞曆山大派形成的核心人物希帕提亞還隻是一個妙齡美麗的少女。
分流無疑進一步加劇了新柏拉圖學派力量和影響力的衰弱，麵對聲勢浩大的基督教，新柏拉圖學者們隻能是低調行事，避免與擁有政府支持的基督教衝突，被迫養成了謹小慎微的處事態度，因而導致他們雖然對改革十分心動但卻不敢貿然加入，他們並不知道奧卡早已與基督教分道揚鑣。
當然，這其中也有奧卡的責任在裏麵，主要是改革計劃的順序有些問題，按照奧卡的設想，全麵改革的步驟將是第一階段著眼於國政的確立、國家框架的建設，第二階段是經濟與軍事的改革，第三階段是農業特別是土地製度的改革，而最後才是宗教事務。這樣的順序原先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但現在看來已經暴露出不少欠考慮的地方，學者們的猶豫就是一個例子，因為遲遲看不到改革對宗教傾向的明確轉變，學者們怎麼敢隨隨便便露頭，冒著被基督教迫害的風險？
好在奧卡及時發現了自己的失誤，果斷頒布詔書，以皇命特召的形式直接向那些學者發出邀請，這個時候就能看出一個後世人的自由開放不受拘束的思維是多麼可貴了，以皇帝之尊榮親筆書就信函誠邀學者來羅馬，這樣的做法可以說是轟動性的，在這個時代的人眼中這不僅是一種姿態更是一種內在自然流露於外的胸懷，有了皇帝的邀請任何壓力都消弭無形了，以席昂為首的亞曆山大圖書館學者團便是第一批響應號召來到羅馬的學派團體，人數足足有一百一十六人的學者團規模之大也是引起了羅馬城的熱烈反響，而在奧卡看來，這一張張或年輕稚嫩或垂垂老矣的麵孔都是活生生的財富，有了他們很多國政展開中因人才匱乏而麵臨的難題頃刻間就會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