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需要進一步在法典中明確。尤其是佃租，必須得是基於平等關係和自由意誌，得是在雙方合意的基礎上締結佃租契約，雙方之間沒有隸屬、依附關係等超經濟強製罪第，不得有人身依附性的、部曲莊園經濟下的隸屬性佃租關係在。”
朱以海翻看著太子和文安之呈上來的新民法典草桉，看到其中土地篇時，指出了立法的不足之處。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
而土地永遠不可能人人都有，絕大多數的土地隻會在極少數的人手裏掌握著，生產規律會使的多數農民隻能成為佃戶，他們的命根子也就因此被地主掌握著。
在唐代時，佃戶甚至是依附於地主豪強的，甚至沒有戶籍，後來才慢慢放開，成為國家客戶，但依然嚴重依附地主，沒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就算哪怕到了如今一六四九年，佃戶也是要受地主的影響，這就好比你哪怕到了三百多年後，給人打工的，也一樣要受老板們的一些控製一樣，因為他們掌握了生產資料。
“江南不是早就有了田骨田皮的兩權分立嗎？所有權和佃租權分開，這是值得鼓勵支持的，契約，這個很重要。
朝廷既要保證百姓有佃租的自由，也得有退租的自由，還必須得在法典中明確，地主和佃戶之間的關係，僅僅是承租土地的關係，雙方立契佃租土地，在法律框架內，自由約定佃租，然後完成契約便可，不得有其它方麵的強製約束關係。
種地就隻是種地，不能再額外的給地主幹其它活，也不能再地租外再交其它產出。
佃戶可以自由的租佃，也可以自由的退租，佃租也必須在朝廷的保護限定以內。
租約最好是能夠三五年起步等。”
朱以海非常重視佃戶和租地這些情況，因為這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一個底層根本。
朝廷也要承認佃租權的轉租，隻要佃租不超紅線，同時轉租必須得取得地主的見證即可，地主不得阻攔也不得額外收費等。
除此法，朱以海強調仍然要立法幹涉土地兼並問題，必須確立擁田限額紅線，根據不同官階爵身份，擁有不同的田額，不得超額。
還可以把這擁田額再細分為在不同省、不同道、府、縣、鄉的限額，這樣就能嚴控兼並。
朝廷允許適當的兼並，但必須得在限田額內。
假如一個沒有半點官階爵的平頭百姓，那麼一丁最高隻能擁地百畝，就算有錢了，也不能購買超額。
如果擁有秀才舉人等科舉功名，或是入伍後晉升士官，則都可以再增加田額，如果授官或是授勳、授爵，也可相應增加田額，但這些基本田額外的新增田額，應當限製不得在原鄉購買，得在其它地購買，甚至比如一鄉內隻得限製購買百畝等一些條件。
這樣就能避免一地出現地連阡陌的大地主豪強，免的一些大地主在一個鄉裏就壟斷絕大多數土地的情況，避免他們在鄉裏通過這些土地，獲得不該有的一些話語權，控製佃戶。
朝廷劃定擁田額，限製最高租約，禁止佃租有人身依附、強製等情況，都是為了長遠穩定。
假如有個勳戚，功勳高錢財多，合法的獲得了一萬畝田額，那麼他這一萬畝地也不能都買在一個地方，有錢也不行，他的田額得分散在比如一百個縣，雖然這樣會增加管理成本等，但對朝廷來說，有好處，有長遠好處，值得去做。
當然，具體的可以再詳細考量標準，比如說江南地區，每人一縣限買百畝，而西南省份，可以提高標準，限兩百畝，或關外遼東，可以限三百畝等等，按實情情況來製訂標準。
但這個底層的邏輯就是這樣的，朝廷得有這麼一個核心的精神。
對土地，得進行監管，對兼並，得適當抑製。
還得靈活，不是簡單的一刀切。
允許在規定範圍內的適當兼並，但土地買賣必須得納入監管，還得交納契稅，土地租佃，也一樣得在官府立契登記存檔等。
不管怎麼說，大明就算中興了，也仍會是以農耕農業為主的王朝，所以土地就是最主要最寶貴的生產資料，許許多多的生產關係都是由此而來，這就是最關鍵的一環。
既不能完全不抑兼並，也不能完全搞分田授地，因為都不可持續，難以長久健康發展。
中原王朝難以超過三百年，滅亡前有個必然的情況就是土地嚴重兼並，然後帶來嚴重的農民生存問題。
這個東西不是簡單的發展工商就能解決的，因為社會生產力還達不到後世那種。
這就好比到了後世時，雖然工商大興，但國家也必須立法保障打工者們的基本權益一樣，勞動法等等，保證幹活能拿到工資，甚至製訂最低工資標準，保證加班權益，保證休假權益，保證交社保醫保，保證工傷有賠償，保證解雇有補償等等。
現在是農業為主，絕大多數人都會是佃戶，所以國家必須給佃戶做好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