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繼武
如果可以按照特長將教師分為教學型、研究型甚至產業型的話，那麼對於一所以培養人才為主要功能的高校來說，最需要什麼型的教師？按照常理，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毋庸置疑，但在現實生活中，這個毋庸置疑的答案卻和實際情況相差甚大。
晏才宏，上海交通大學一名普通教師，2005年3月12日死於肺癌，終年57歲。他去世三天內，校園BBS上竟發了學生三千多篇悼念文章，學生還自發籌資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晏老師的事跡經媒體報道後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的震動和爭議，這位三尺講台執教幾十年，教學水平、師德風範為學生和同行廣泛讚頌的好老師，由於沒有論文，去世時還僅僅是個講師。熟知晏老師的同事都說，他學風特別嚴謹，而非科研無能，其最讓人敬佩的是淡泊名利的灑脫，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說，作為講師我問心無愧。以此來看，人們為晏老師打抱不平肯定背離了他生前的淡泊選擇，但由社會良知而引發的爭議卻不得不讓人深思，盡管晏老師生前的境況作為個例在當今高校並不多見，但造成這種境況的根源，即現行的教師評價製度的不盡科學合理，卻在我們的高校中並非個例。
在我國大部分高校現行的教師評價指標中，論文的數量和質量是“硬通貨”，刊登論文刊物的檔次，論文獲過那一類何等獎項，成了教師職稱晉升的硬指標，而評價教師教學成果最重要的指標是課時數量，教學效果好壞幾乎對教師職稱的晉升沒有什麼影響。這種“一刀切”且片麵強調論文數量的做法，目前已造成很多弊端，由於學校以論文數量作為教師職稱晉升的主要指標，導致相當一部分教師對教學不感興趣，而將過多的精力投入到科研和論文寫作中，甚至為評職稱而炮製“論文”，這已成為今日高校一個普遍現象。
高等教育兼有傳授知識和知識創新的雙重功能，應該說鼓勵教師進行研究創新，強調科研本身並沒有錯，但問題的關鍵是，在教學和科研中誰該處於第一位，這個問題經過多年辯論，目前已基本達成共識，既然是一所大學，其宗旨就決定了教學理應也必須是第一位的，否則其與研究院所有何兩樣。
既然教學為本已成共識，目前高校普遍實行的重科研輕教學的做法實屬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從社會對一所高校綜合實力評價最主要的指標來看，教授的數量、重點學科的數量、重點實驗室的數量、博士點數、碩士點數、科研經費、論文獲獎、學校排名都與科研和論文緊緊掛鉤，而教學效果評價卻鮮有硬指標。可見需要改革的並不隻限於高校自身，更需要的是上級主管部門製定科學合理的評價機製使高校“返璞歸真”，使高校在突出教學本位的同時，教學、科研雙重功能相輔相成。
社會評價機製與大學宗旨間的錯位不應成為高校重科研輕教學的借口，因為從長遠來看，大學間的競爭最關鍵的因素是學生的培養質量。因此，對所有的高校而言，要生存，要發展，更需要的是教學型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