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玲
1994年，小學三年級。
那年的秋天留給我最深刻的記憶是形形色色的棉鈴蟲。因為我在小學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田裏捉蟲，工資是一條蟲一分錢。農村是有秋假的，假期的每天清晨我都會換上一身在我看來很專業的行頭：二姑的肥短袖，母親的灰色麻布褲。然後脖子上掛一個寬口直筒的玻璃瓶，不是很長的腿跨上爺爺留下的鏽跡斑斑的自行車杠，屁股一扭一扭地蹬車向田間奔去。那時打工純屬好玩，把那些已長大的鑽在綠棉疙瘩裏的棉鈴蟲揪出來，看著那些白的、綠的、黑的蟲子在光滑的瓶壁上掙紮不出來，覺得很快樂。
開學了，主家發給我的一塊錢是我在學生時代淘到的第一小桶金。那時正值中秋，我用那一塊錢買了四塊月餅。望著父母微笑的臉龐與弟弟的饞貓樣，我說：“工廠出產的月餅，好吃！”
2000年，初三。
那年的夏季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滿眼綠油油的葡萄藤。因為，綁葡萄是我在學生時代找到的第二份工作，工資是每天十元，勞動十小時。本來早上是六小時的工作，可是主家總是將我們哄騙地做到七個小時，每當此時，我的肚子總會咕咕叫，要知道六點上工，我可是五點半起的床啊！而且烈日的陽光好毒，我仿佛聽到自己的皮膚在它的暴曬下嗞嗞作響。在我做工的二十天裏，那些被雇傭的中年婦女都因忍受不了主家的小心眼而相繼離開，隻有我堅持了下來。我在把葡萄藤機械地綁在搭好的架上的時候就對自己說：“我一定要堅持下來！我是風雨之中摸爬滾打過的孩子，我很優秀，我要吃得了別人吃不了的苦！咽得了別人咽不了的屈！”
那年，父母正準備離婚，沒人有時間管我。開學了，我拿著用自己的血汗賺來的200元錢，百味陳雜。這200塊，是我在學生時代淘到的第二小桶金。
2004年，高三。
那年高考過後的暑假留給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快要笑僵的臉、酸痛不堪的雙腿及上百種商品的數字代碼。那時我的工作是在我們縣城最大的一家超市做理貨員，工資是每月三百，每天工作六小時，包吃住。聽起來好像是不錯的待遇，進去之後卻立刻讓我感受到了社會競爭的殘酷。剛進去幾天的我，理所應當地受到老員工的排擠，她們不知我是暑假打工的，覺得她們的飯碗受到了莫大的威脅。那個有著三年工齡的女孩指著拖布對我惡狠狠地說道：“你做值日！把地拖淨！否則我們要你好看！”帶我的師傅也對我冷眼相向，不理不睬。我心裏暗想，你們讀書都較少，我就忍了。於是，我努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後來由於我表現突出，經理有讓我做主管的意思，他把工資提到800元一個月。這件事不知怎的被別的員工知道了，她們突然對我出奇的好，原來對我惡語相向的那個女孩拉著我的手“玲姐”一聲甜似一聲的叫，熱情得讓我不知所措。
那年，我是為了體驗生活，體驗社會，所以並不會為了主管一職而放棄我的大學夢。隻是那些態度有著戲劇般轉變的員工讓我明白了社會生存的規則：當你比別人高一點時，他們會嫉妒，會不屑；但當你比他們高出很多時，他們便隻會尊敬與羨慕了。這些道理連同我工作兩個月賺的六百塊錢，是我在學生時代淘到的第三桶金。
2005年，大一。
當那個嬌蠻的女孩堅定地對她媽媽說：“我就要她”時，我就成了她的張老師。是的，家教是我找到的第四份工作。工資是每小時十元。我的學生陽靜，在我之前曾有趕跑五位家教老師的曆史，不是嫌那個男孩不帥，就是嫌這個女孩聲音太大，要麼就說人家水平沒她高。她會指使她媽媽為她買牛奶，隻要原味的；她會委派她爸爸為她買零食，隻要“上好佳”牌的；她會讓我幫她撿吃飯時掉到地上的勺子……這些，我都堅持下來了，並在教她知識的同時教她一些做人的道理，畢竟年紀差距不大，容易溝通，我總相信辦法總比困難多，認為試試就能行，爭爭就能贏。
現在，我已帶過大大小小的學生五個，小到小三小女孩，大到大專大男生。而這時，我的生活費已基本能夠自己搞定。迄今為止所賺的一千多塊是我在學生時代淘到的第四桶金。
一粒沙中見世界，四桶金中見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