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原來工作過的鄉鎮財政所一位女同誌來閑聊，她看上去比過去白了，也多了份姿色。我半開玩笑地說：“幾年不見，你倒變漂亮了。”她莞爾一笑，說：“啥漂亮了，現在不用黑來白去上門收稅，在外瘋張的少了，窨白了吧。”她用會笑的大眼瞟了我一下，見我若有所思的樣子，便安慰似的說：“你在的那幾年把苦受了。”我深深地歎了一口氣，深情地說：“是啊！那時深更半夜的在村裏跑著收錢，叫你們這些女同誌拋家舍口，幹男人們的工作，現在想來心裏都不安呀。”她微微一笑，露出些許惋惜似的，說：“書記，快別這樣說了，我們還常想那段日子呢。苦是苦，但幾十個人擠在一輛車上，又說又笑，那種溫馨和睦，有時真還想過一過收稅的癮呢。”
那年，我從機關派到鄉鎮正趕上麥收季節。白天，我和一撥幹部穿行在黃澄澄的麥田裏，幫東家割麥，給西家捆捆，勞動間隙，和村幹部商量“繳糧”的事，也就是收稅款。特別對那幾個爛髒村，大家達成的共識是：利用晚上挨家挨戶上門收，沒錢的可以用小麥折價。當然了，這也是其他同誌在基層工作多年的經驗。他們經常吊在嘴上的一句話：向一些農民要錢，比要命還難。
到了晚上，我們幾個領導帶上二三十名幹部進村了，三五個幹部為一組，由一名領導和村組幹部帶隊。在分組時，薄嘴的朱副書記說：“把男的和女的攪一起分，男女搭配幹活不累嘛。”說著，他就像過去農村分紅薯刨堆一樣，張三李四地叫著名兒，不大工夫，大家都有了稱心的工作夥伴，高高興興入戶了。由於我是新手，他給調配了幾個精兵強將，自己也主動加入這一組。
我們打著手電筒，說笑著，深一腳淺一腳往村子深處走去。朱書記扭過瘦臉笑道：“班長，你今天是見習生，隻許看，不能說，也不要幹，我們要是東下啥爛子，你收場就是了。”說話間，來到一戶農民門前，他走在最前麵，掀開主家的樓門，高喉嚨大嗓子喊：“柱娃子你賊熊還不繳稅款。”話音未落，一隻黑狗撲了上來，他速一貓腰，狗被嚇得後退了三尺遠。叫柱娃子的是個黑瘦矮個的男人，趕忙拉住狗，把我們讓到院子。朱書記對柱娃子說：“這是咱一把手書記，他一來就看你來了，你熊夠偉大的。”柱娃子緊張地在衣襟上拭著手，激動得結結巴巴說：“哎，看把領導害的，快坐，我給倒水去。”說著擰身閃進了廈房。朱書記跟著進去，不知說了什麼，柱娃子從放麥子的櫃裏撈出一個油紙包，一層一層打開，把那一塊的五毛的翻來數去，終於湊夠了稅款，他臉上露出一絲自豪，說：“皇糧國稅啥年代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