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兄大我一歲。
小時候，上學割草砍柴，我倆形影不離，就連晚上睡覺，也是今晚擠他家，明晚擠我家。
堂兄學啥會啥，像吹竹笛、拉胡琴、打拳弄棍、登台唱戲，樣樣來得，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夏天，上山割草，他揣上那支用膠布膠了多處的笛子，割累了，坐下來手把手教我吹那“索，索拉，來，”的調子，把我的嘴吹成木木了。後來上中學了，我隨父親到外地去，他也背上酸菜罐，趕十幾裏山路到鄉中學讀書。這樣，我們隻有星期天、節假日見麵，在一塊又是半宿半宿說不完的話，交流不完的感情，還有互相間的掀打。
初中畢業，我上了師範，堂兄讀高中。我當了教師，他才考上中醫學校。畢業後，他進了偏遠的山裏工作，背著鋪蓋卷，翻了四座山才到新的崗位上。堂兄從山裏走進城裏，又從城裏回到更遠的山裏，這便是他為之奮鬥、為之拚搏的結果。所幸山民心裏愛惦著他：“這娃娃比老先生還能行。”
年齡漸長，感情由不得複雜起來。上學時他曾經戀過一位外地女子，畢業了天各一方，脆弱的愛情被無情的大山隔成一種無法超越的思念。不久，鄉衛生院附近學校有一女民辦教師，論長相論氣質，他從沒有想接近過她。可那女子稍有空閑就找他，唱啊，拉啊，倒也與他有共同點。一次偶然的機會，堂兄便做下了過頭事，男人的責任和社會的壓力使他和那女子匆匆扯了結婚證，生了一個女孩，孩子的笑臉暖了他的心。
後來，他又調到最需要他的更大的山裏。再後來，政策活了，他辦了停薪離職手續，跑廣州，奔青海，販藥材，倒換牛皮，兜兒裏錢多起來了，心裏卻暖不起來。在生意場上，他認識了外地一位能幹的女人，交往中產生了愛情。他回家和前妻離婚，前妻死也不肯。不肯，他也無可奈何。於是便說了聲“做生意呀”，就遠走他鄉，沒了音信。他的工作，他的中醫也因此而飄泊掉了。
如今，失去了堂兄，卻收留下他留給我的笛子和吹笛子的本事。我隻有用六個孔眼流瀉的深情祝福他：“不管身居何方，隻要你過得比我好，就行。”
199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