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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遇上這樣的事情，首先必須對自己說：不能算了。
然後，當然是有理有利有節、心平氣和地同對方協商，尋找解決的辦法。
實在攤上蠻橫無理的主，就隻能求助於法律了。
去年我有一部中篇小說，未經授權被收入一本多人合集中。找到出版社理論，編輯不僅毫無歉意，還竟然振振有辭，惡語相加，拖延數月仍無下文。我和畢淑敏、莫言三人被逼無奈，訴諸於中國作家協會權益保障委員會。經過他們同那家出版社多次交涉，出版社才給予了應有的賠償。
前年我還曾有一部長篇小說被一家出版社侵權，我自己付錢請了南華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來辦理此事。律師對此書的出版前後進行了詳細周密的調查核實，最後在各種手續證據齊全的情況下，合理地作出了調解。出版社知錯就改，很快向我賠禮道歉，並付清了有關款項。
在目前法製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對於知識產權的維護，作為作者，首先得具有著作權法的保護意識、相應的法律常識，還有自我護衛的勇氣。
作為被侵權的作者，我想並不存在男人和女人特殊的區別。男人和女人都會遇到相同的麻煩和問題，男作者和女作者的作品，都同樣隨時可能被盜版、抄襲、剽竊、侵權；隻是對於女性作者來說，被侵權以後，往往不好意思去理直氣壯地同侵權方交涉，遇挫極易氣餒，黯然神傷但又缺乏積極有效的解決措施，自己也有了自憐自艾的錯覺，以為人家專侵女作者的權，其實倒反而助長了那些欺軟怕硬的主，認定隻要抵抗到底，女人堅持不住就會退讓。但最近東北女作家遲子建一樁侵權案的勝訴，是一次響亮的回擊，也為我們女性作者提供了可參考的範例。
今年我出版的長篇小說《情愛畫廊》，在各地簽名售書時都發現了盜版本。封麵明顯不是正版的進口布紋紙，而是普通紙，印製也很粗劣。據說目前盜版本已達近十萬冊。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但盜版仍然屢禁不絕，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都受到嚴重損害，卻無可奈何。盜版現象究竟誰來管？找哪個部門去說明來執行呢？
我們不可能整天追著那些侵權的出版社要求賠償。盜版的窩點應由法令來禁止製裁。我們要的不是賠償而是對作者勞動的尊重。如果出版社和編者在謀利的同時，也能謀求一點精神和文化，更能遵法守法，侵權的現象是能夠逐漸控製和遏止的。
§§文彙舊緣
一九六六年，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批判《海瑞罷官》。當時我在杭州讀初三，正麵臨高中考試前夕，卻無心複習，課餘時間常躲在閱覽室裏看小說。
看小說當然屬於不關心政治，非議種種，不招自來。
到處都在大批判，你若是不批判別人，怎麼能證明自己正確呢？
我的眼睛惶惶然地從書上掠過，我想自己是否也該批判點什麼了。
那幾天，剛剛讀完上海的作家艾明之先生寫的長篇小說《火種》。說實話，那書寫得挺吸引人，一個個人物都挺生動的，背景是四十年代波瀾壯闊的上海工人運動，風雲變幻，讓人回腸蕩氣。但若是把眼睛睜得更大些，再戴上階級鬥爭的放大鏡和顯微鏡呢，問題就一個個都暴露出來了。很明顯，那是一部嚴重歪曲工人階級形象的作品——雖然我根本不了解工人階級，但我憑直覺和思想感情，可以斷定小說中的主人公，並非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這個重大的發現使我頭腦漲熱，茶飯不思。第二天，我帶著《火種》原書和一摞參考資料，一頭鑽進了閱覽室，整整一個星期以後，寫成了一篇洋洋萬言的大批判文章，題為《“火種”必須批判》。經過反複推敲，對自己的覺悟和水平都感到十分滿意。
既然批判對象已經確定，批判的武器也已經掌握，剩下的事情，就是怎樣才能讓更多的人，讀到我的批判文章了。
腦中電光火石一般，閃過了《文彙報》。
那時文化界最知名最優秀的報紙，就是《文彙報》。在我看來，簡直沒有比《文彙報》更重要的報紙了。那麼，像我闡述了如此重要觀點的文章，不發表在《文彙報》上，還能發表在哪裏呢？
於是，迅速把厚厚的一疊稿紙卷成筒，鄭重其事地寄往了上海《文彙報》。
以後的日子，便是天天一字不拉地閱讀《文彙報》，渴望奇跡般地從上麵突然發現自己的名字。然而，夏天來了，夏天又去了，高考取消了，“文革”開始了。世界上正在天翻地覆，而我的文章，卻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心裏忿忿然，想你《文彙報》不管怎樣，總該給革命小將一個答複嘛。
終於有了一次機會，去大上海串聯。心情陡然激動得不行，頓時暗暗決定，要親自去拜訪一次《文彙報》。心裏猜想著，這麼長時間沒有消息，十有八九是編輯們根本沒有收到我的稿子。
至今還記得六十年代末期的上海《文彙報》，是圓明園路上一棟舊式的洋房，樓不算高，正對大門的前廳很狹窄，光線昏暗，令人覺著幾分壓抑。傳達室的老伯盤問我好久，我說是來查詢一篇稿件，並堅持要麵見一位編輯，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式。老伯被纏不過，便打電話到樓上去問，之後便很客氣地用上海話對我說：儂等一歇噢。過了一會，真的有一位中年編輯，手裏拿著一遝稿紙，慢吞吞從樓梯上走下來。樓梯倒是蠻寬的，有赭紅色的木扶手。他走下來的樣子，在我看來顯得十分莊嚴。我的心狂跳起來，然後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他把我帶到旁邊的會客室讓我坐下，甚至都沒有對麵前這個十六歲的小女孩表示出絲毫詫異和輕視。我覺得他始終很嚴肅，就像同一位真正的大人談話，也許他是強忍了心裏的笑意，這使我隱隱地覺得滑稽和不安起來。他婉轉地告訴我說，稿子是收到的，但不能發表，因為在報紙上點名批判一個人，是需要經過中央批準的。不過，以後如果情況有了變化，他會再同我聯係。最後，他在退還給我的稿紙上，寫上了自己的名字：蕭宜。那意思是他可以對今天的談話負責的。
我連那文章到底寫得如何，也沒有勇氣再問一聲，夾起稿子便落荒而逃，悻悻而歸。回到杭州後，再沒好意思對任何人提起過那篇文章。我後來終於在《文彙報》發表散文，已是一九七三年當了知青以後。當然，流逝的歲月中，我自己也淡忘了關於《火種》的那次“革命行動”。
一九七八年，有一個全國作家訪問團到了哈爾濱，我去看望詩人蘆芒伯伯。在他下榻的賓館房間門上的名卡中，我忽然看見了一個熟悉的名字——艾明之。
我像被人重重擊了一下，愣在那裏。手心冒汗、滿臉通紅。十二年前的往事猛然湧到眼前，令人羞愧難當。我在門口站了好久，進退兩難，最後鼓足勇氣敲門，開門的是一位麵目清臒、溫文爾雅的中年男子。蘆芒伯伯親切地介紹說，您讀過艾明之先生的小說麼，這位就是。我惶惶不知所措，訥訥無言，幾乎忍不住就要掉下淚來。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我想說；您能原諒我麼？但卻說不出口。以後的許多年中，我一直為自己失去了那個當麵道歉的機會，在心裏留下了永久的懊悔和自責。
如今，距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上海往事，已過去整整三十年了。在那個年齡，我們曾經愚昧無知，幼稚輕狂；我們曾經貪婪地吮吸著狼奶，不識善惡和真假；我們曾激烈地參與了那次史無前例的黑風暴，然後狠狠跌落在喪失了文化的革命深淵裏，最後九死一生、遍體鱗傷地醒悟和再生。
但文明和人性的光輝，卻依然不滅，曆經劫難而破雲重生。
所以三十年以後，借著與《文彙報》的那段舊緣，我仍然必須說出這件不可遺忘的往事，聊以自鑒自省和自律。來日歧路茫茫，世人可會再次迷途否？
§§現實與夢想——張抗抗、李潘關於《情愛畫廊》的對話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一日晚，中央電視台第一套節目《讀書時間》欄目，《讀書沙龍》主持人李潘，就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布老虎叢書》在今年五月推出的長篇新書《情愛畫廊》，對作者張抗抗進行了訪談。
由於電視節目時間的限製，《讀書沙龍》播出的隻是對話的其中一部分。後經錄音整理，現將談話全文發表如下：
李潘：提起張抗抗，大家一定會想起知青作家這個稱謂。這位曾在北大荒農場生活過八年的知青女作家，以其一九七九年春發表的小說《愛的權利》，敲響了新時期文壇愛的晨鍾。此後便一發不可收拾，以其四百多萬字的豐厚業績享譽文壇，十幾年來，已出版了三十餘種專集，並多次獲全國和省市優秀小說獎。
今年五月，張抗抗的最新一部小說《情愛畫廊》麵世了。這部小說一上市，就在全國新華書店的銷售排名榜上位居前列。讀者的反應很熱烈，但卻不太一致，產生了或者讚賞或者批評的不同意見。那麼我們現在就一起來見見作家張抗抗。
李：張抗抗，您好。
張：您好。
李：您能不能談談寫這部小說原初的想法？您的寫作動機和目的？
張：我一直有個願望，希望自己能寫一部表現當代都市的愛情小說。它應該是有分量、高品位、非常美而且很有個性的。好多年來，我一直在醞釀這樣一個與眾不同的故事。我更重視的是愛情的審美價值，也就是說，想把被金錢物欲汙染的愛情，回複到精神的層麵，喚起人們內心深處對愛與美的渴望和向往。
李：那您是不是認為這部小說是成功的呢？
張：我還是很喜歡這部小說的。因為這部小說是在我藝術感覺非常好的狀態下寫出來的。是我許多年來，藝術想象力和創造力表達和發揮得最自由最充分的一部小說。寫的時候很投入，自己有一種酣暢的享受感。結果寫完以後大病一場，在醫院住了兩個月，但我覺得這種付出很值得。
李：那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同您以往的小說相比，您最喜歡的是這部小說？
張：目前是。也許以後會改變，我不知道。大概作者每寫出一部新作，總是最喜歡的，過一段時間就會喜新厭舊。
李：這部小說給人感覺發生了一些變化，以前您的小說裏也寫了愛情，比如說《隱形伴侶》、《赤彤丹朱》，但是不像這部書裏邊，這樣純粹的、完完全全的以愛情作為作品的主題，書中展現了婚外情、少女的早戀、執著的單戀、情人等種種情愛形式，對至情至愛的描寫也是淋漓盡致。同時你的寫作手法也變得比較簡單流暢，通俗易懂，以致有些評論家認為你的創作出現了通俗化的傾向，您讚同這種說法嗎？這是不是您有意所作的新的嚐試？
張：這部小說，我想現在是很難定位的。因為長時間以來，我們好像一直有這樣一種看法，就是把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決然對立起來。結果就變成好像不好看、或不容易看懂的小說就叫做嚴肅文學，而那些比較好看一點的小說就是通俗文學。實際上，這種劃分是不科學也不太準確的，有點簡單化了，但這個話題比較大，另外再談。那麼作為我自己來說，《情愛畫廊》我確實是作了一些嚐試，但我嚐試的並不是通俗化。我嚐試的是怎樣能把嚴肅小說寫得好看耐讀，也能吸引更多的讀者，也就是說，使嚴肅小說也能夠暢銷。
李：剛才談到了，您想寫一些比較好看的、吸引人的書。據我知道，這也是《布老虎叢書》的一個口號。在這個口號裏，對市場需要的滿足，占了很重要的一個位置。那麼也就是說，您在構思這部小說的時候，是不是在相當程度上考慮到市場的需求？
答：當然要考慮。《布老虎叢書》的出版宗旨和整體策劃，對許多作家都是有吸引力的，事實上兩年前已有很多作家加盟了《布老虎》。大多數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更多的讀者，也希望自己合法的收入能夠更多。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我並不會去迎合市場，我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去創造市場。一些有價值但市場狹小的作品，我仍然會去寫的，例如我去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赤彤丹朱》，首版發行隻有一萬冊，因為它所描繪的我們父輩的曆史和命運，有一定的讀者局限性，但那是我多年來內心非常想表現的東西。那麼，創造市場是什麼概念呢？我認為它的含義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是發現讀者的潛在需求，開發這種潛在需求，讓讀者在你的書中找到他需要的東西，而不是你總是去找讀者需要的東西，因為讀者外在的、明顯的需求，已經有很多人去做了；二是擴大讀者的隊伍，喚起那些離開書籍的人重新產生讀書的興趣。我認為創造市場最終還是靠作品本身的魅力。
李：那您認為《情愛畫廊》滿足了讀者哪方麵的潛在需求呢？
張：當下社會中讀者麵臨的精神困惑，他們需要更多的精神安慰。那種高層次的精神文化享受。
李：您的創作和讀者的需求能夠不謀而合，當然是皆大歡喜的事情。但我感到藝術的追求和市場的需求，有時是相悖的；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果您還是強調或堅持要去創作市場的話，會不會犧牲作家的藝術個性、影響到創作質量呢？
張：這一點當然非常重要。我們中國人有句話說：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當市場和藝術能夠統一的時候，當然很好，但如果發生衝突的話，我想我是不會為了市場去改變自己的寫作初衷的，這是我對自己的一個基本要求。而且我也相信，那些有良知的作家，他們應該是不會為了迎合市場而放棄自己的立場。因為立場比市場更重要。
李：您的這一次嚐試是不是得到了讀者的認可呢？讀者和評論家的反應不太一致，您對那些批評意見有什麼看法？
張：我還是很高興的。因為有不同的看法和讀後感，說明大家都很關心這部作品。讚賞的、喜歡的和不喜歡的，差別很大。我想有些是屬於觀念上的問題、觀念上的差異，這是很正常的。有人說現在是一個相對主義時代，也就是說我們的評論標準已經很多元了，而且各自有自己不同的價值標準，這是一種進步。
李：那我們試著來解答一些讀者的問題。有些持批評意見的讀者，認為您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時候，有些過於完美，而太完美就不真實了。比如說，女主人公非常的美，出門的時候，她都要化醜妝，要不然就會引起社會治安問題。在一些特定的時候，她的身體會有體霧，種種描寫，都把人物的美麗和才氣推到了極致。這樣一種寫法，您是出於怎樣的考慮呢？
張：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分幾方麵來談。首先，真實到底是什麼？我們不能把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完全等同起來，否則人類就不需要藝術了。文學作品的真實，除了社會環境和氛圍、人物心理、以及故事的細節真實以外，更重要的是，那種內在精神的真實。而人類文明發展的曆史，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追求完美的過程，人的天性就是追求完美的，比如大家正在看的奧運會，運動員的每一個動作都在力圖達到完美無缺的境界。當然有一些客觀的曆史原因，比如說“文革”時期，當時那種文藝理論指導下的創作，出現了一些帶有政治色彩、為政治服務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把追求美的願望完全引向了歧途，結果必然遭到讀者的厭惡和唾棄，我本人也是非常反感的。新時期文學，正是對那種所謂文學的反動。我差不多花了整整十年時間，來探討人性中惡的因素，也寫了很多這樣的小說。（李潘插話：比如說《隱形伴侶》）我是去作了一些這樣的努力。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後期，表現惡、甚至頌揚惡、不醜不惡似乎就不成為文學了，包括缺陷美什麼的，又成為一種新的模式。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就像倒髒水而把小孩一起倒掉了，這是非常遺憾的。所以讓我產生了一個強烈的願望，就是對醜惡的超越和對美的重新認識。在《情愛畫廊》這部小說中，我試圖表現在東方文化下生成的東方美，它具有豐厚的文化底蘊，不是任何一種外力強加於我的小說人物，而是從她們心底自然流淌出來，成為她們自覺的生命體驗。擯棄極左的完美，而保留人類追求完美的天性。就像把髒水倒掉，而把孩子留下。我認為在中國作家筆下，那些值得我們驕傲的完美的藝術形象，也應該有她的一席之地。
李：所以你就在描寫的時候，把它們都推到了極致。
張：我想我是在超越醜惡的基礎上，在一個新的前提下來寫美的。
李：除了完美以外，小說的情節也過於理想化，在人物的安排上也是這樣的。比如是情節結構，愛情、金錢，美色、藝術樣樣都有。這樣完美的愛情夢想，您相信會有嗎？
張：有。但是很少。關於夢想的理解，中西方文化差異很大。中國人很實際，平時人們談話，有一句口頭語說：你別做夢了！或者說：你在做夢吧！都是用一種貶低的口吻來談論夢想的。而西方發達國家，是把夢想和光榮聯係在一起的，所以叫光榮與夢想。我還是要舉奧運會的例子，比如說，他們把最優秀的運動隊，褒之為“夢之隊”，夢之隊是最高的榮譽。夢想是激發人類行為的動力。一個沒有夢想的民族，是很可悲也是沒有前途的。我擔心今天講求實際的中國人，除了黃金夢，別的夢都不會做了。基於這種現實對我的觸動，我特別希望能用文學激起讀者對於夢想的渴望。文學為人們描繪出一種真實的生存狀態，當然很重要，但還遠遠不夠。《情愛畫廊》中的人物，如果說他們能夠順利地解決一個個困難和障礙，一步步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靠的正是他們對感情的真誠、自身的才華和智慧，還有敢於把夢想變成現實的勇氣和力量。文化是最具征服力的。他們所得到的是以給予作為前提的。況且，小說的主人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李：那麼您認為這符合大眾的欣賞口味嗎？也就是說，這些是大眾最想得到的東西？
張：我認為自己至少找到了某一方麵的潛需求。有很多人並不僅僅滿足於物質生活，而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情感自由、人格獨立，同時又是一個高尚的人。
李：那您認為這種要求和向往，是不是我們所提倡的理想主義的東西？
張：我不想對理想主義下什麼定義，因為不同的階層有自己不同的理想。至少我的小說代表了一部分知識分子、一部分白領階層和那些向往文化的人，他們心中的理想。
李：有人說《情愛畫廊》是中國的《廊橋遺夢》，小說是否有《廊橋》的影子？這部小說對您有什麼影響？
張：我是在寫作這部小說中間讀到《廊橋》的，那時我的小說構思已經完成了。我覺得《畫廊》跟《廊橋》雖然都是愛情小說，但傳遞的精神內涵是很不相同的。我的著眼點在於當下的社會轉型期中，一種新人群象的形成。隨著經濟的發展，在中國出現了一批既有文化教養，又擁有財富的白領階層和中產階層，他們在把智慧轉化為金錢的同時，更希望追求一種豐富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尋求人性中的真情至愛，並試圖能用一種高尚的情操，來處理好生活中複雜的感情糾葛。這是非常寶貴、像光斑一樣零散但正在逐漸聚合的新的生長點。這種新的人與人關係和新的生活方式，預示著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的到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小說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將為過渡時期人與人的感情關係，提供一種參照摹本。
李：這本書中涉及到大量的繪畫藝術，您是怎樣完成這種創作的？
張：古往今來的文學作品，愛是永恒的主題，產生了許多優秀的愛情小說。但我也感到，愛情小說麵臨著新的危機，就是小說愛情語言的貧乏和雷同；在寫這部小說之前，我希望找到一種新的情感語言。如果找不到，我寧可不寫。那麼是否可以借鑒其它姐妹藝術的語言呢？如果把繪畫語言移植到小說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