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後，他回想當初近於瘋狂的行動，覺得那次行動的原動力，僅僅是一種狗急跳牆的動物生存本能，是年少氣盛的血液中自以為是的冒險精神，還有他希望親自去考察一番“一聲炮響”發祥地之真實麵貌的狂妄之念。如果說其中混雜了少許詩意的憧憬與浪漫，那麼也是由於靜靜的頓河或是伏爾加纖夫還有白淨草原與悲愴的天鵝湖……
也許就是為了這個緣故，他在從H城返回呼瑪的途中，特地繞道鬆花江邊的萬山農場，去看望楚小溪。那是一次隻能在心裏進行的悲壯訣別，隻有他自己明白——他若是能成功過江，他從此再也不能回來；如果他被打死在邊境線上，他當然更回不來了。所以，無論成功與否，此一去，他都將與楚小溪永別。
回到呼瑪之後，他的勞動表現異常出色。他多次偷偷揣著望遠鏡，到很遠的草甸子去打柴禾，江邊了望哨的位置都已爛熟於心。如此地廣人稀的邊境，兩岸間終會有被疏忽的隱蔽通道，就看你能否發現它了。
他終於等來了一個刮著大煙泡的風雪之夜，風聲怒吼，雪片橫飛，他擰斷了生產隊馬棚門上的鐵條，把十幾匹馬都轟了出去。馬在曠野上四散狂奔開去，那將是他行動的最好掩護。厚厚的羊皮襖被翻了麵緊裹在身上，他想自己如果被凍死在曠野上，天亮以後，看上去就像一隻被埋在雪地裏的羊。
生與死之間其實隻有一步，這一步的距離卻是如此之長。對於20歲的杜仲來說，那已不是國境線，而是死亡的界碑。天地混沌，麵孔上結了一層冰殼，眼球似乎已經被凍住了，他一次次用手套揩擦著眼睫毛上的白霜，遠方隱約有一線光亮，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樓。
他聽見了從黑暗中傳來的一聲俄語，喝令他站住。幾個大兵迅速地將他捆綁起來。當他被帶到了一所暖和的小屋，他沒有開口說話，而是用幾乎凍僵的手，伸進貼著胸口的內衣，掏出了那份證明自己出生地的文件，還有寫著他名字的邊防證。
孟迪把一粒白瓜子輕輕嗑開了，放進嘴裏，慢慢地嚼著，說：跟你說句實話，其實，我根本沒有想到，有一天會在H城見到你。聽說你後來一直沒有被遣送回來，大家都認為你在過江的時候，不是被打死了，就是凍死了。你能被他們留下，簡直是一個神話，或是一個謎。不過我並不想知道，你沒有被送回來的具體原因。到了我們今天這個年齡不會不懂，你能留下來，當然是因為對他們有用。可是你妹妹的一個朋友轉告我說，你是從F國回來的，我倒很想知道，你這一次，究竟是途經F國呢，還是早已定居在F國了呢？
杜仲回答說：我在80年代中期，從當時的蘇聯到了F國；我的妻子是俄國人，懂法語，她一直到90年代才有機會離開俄國，到F國與我團聚。現在我們一起居住在F國南部，我在一所大學的圖書館工作。你也許明白，前二十幾年中我根本不可能回來探親。
孟迪沉吟了一會，又問：杜仲，恕我冒昧，你既然冒著生命危險，到達了自己的目的地，後來為什麼又一次離開那裏去F國呢？孟迪在“又一次”三個字上，加重了語氣。
杜仲很快回答：是因為失望。
是什麼讓你失望？
你應該知道是什麼讓我失望。
難道每一次失望都會導致——導致放棄麼？
是這樣。我沒有別的反抗方式，我所能選擇的，隻是放棄。
就像當初你放棄楚小溪那樣？
……不，我和楚小溪之間，隻是朋友，她不是我所要反抗的，當然就不存在放棄。
那麼，如果說，當你有一天放棄到再沒有什麼可放棄的時候，你會怎麼辦？
事實上，現在，我已經就隻剩下我自己了。這是堅守的底線。
很久的沉默。杜仲伸手從孟迪的煙盒裏，抽出了一支煙。他戒煙已經好多年了。
杜仲並不想把自己這些年在海外的經曆，一一從頭道來。畢竟他與孟迪不熟。假如有一天他能見到楚小溪，而她也仍然有興趣聽他講述，那麼他會告訴楚小溪，這二十八年他是怎樣過來的。那場暴風雪過去之後，他被押送到布拉戈維申斯克，然後送到赤塔。在經曆了無數次的審查與等待之後，他終於被允許留在了遠東地區，先是被送到一所大學學習國際政治，然後在一個研究所從事中蘇關係研究。孟迪說得不錯，以他那樣特殊的身世和家庭背景，他是一個有用的人。但孟迪並不懂得，他有用卻沒有更多可用的價值。有關方麵曾希望他到國際廣播電台工作，擔任對華廣播，被他拒絕了。幾年後他被送往莫斯科的另一個研究所，那時他已開始自學英語和法語。但幾乎與此同時，漫長而缺少陽光的冬季，壓抑而神經緊張的日常生活以及長期的思鄉之情，使他患上了嚴重的憂鬱症。他突然感到了厭倦，對自己所謂莊嚴而神秘的工作失去了興致。有時他甚至會發生幻覺，覺得在這裏和當年在江對岸，除了食物和語言之外，並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他懷疑自己在若幹年前，是否真的曾有過一次逃離？他是否還有必要重新逃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