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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小夥子收的是人民幣，去孟西車費隻要20元，去打洛口岸則要500元。
高秉涵選擇了包車，他不能讓一個八旬老人去擠長途班車。
告別周老板，坐在顛簸的皮卡車上，美斯樂文史館漸漸變遠。突然，一群穿著寫有“興華小學”字樣校服的孩子從旁邊的學校裏衝出來湧到文史館門口。
孩子們清亮的童音在異域的美斯樂上空響起：“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孩子們又在朗誦：“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高秉涵笑了，笑容在臉上綻放的時候，眼淚也一同流下來。
想不到開皮卡車的緬甸小夥竟然認識徐達輝，說以前徐達輝在美斯樂賣茶葉的時候經常會搭乘他的車。
緬甸小夥說：“老伯前些年很能幹的，每天都在美斯樂的街上穿著一身舊軍裝賣茶葉，這幾年跑不動了，就很少看到他了，偶爾會看到他去美斯樂寄信或是買東西。”
“寄信？他都給誰寫信？”高秉涵故意問。
“給老家寄，給台灣的朋友寄，不過聽老伯說老家的信每次都是寄不到的。”
“為什麼？”
“說是老家的地名改了，所以老家的親人就一直收不到他的信。”
徐達輝老家的地址的確是改了。出發之前，高秉涵曾經委托沈陽的三姐幫著查了，徐達輝以前的村子早就搬遷了，原來的村名“旱鴨子窩”早已改名為紅旗屯。
聽說高秉涵是來帶徐達輝回老家探親，緬甸小夥說：“老伯要是知道了，一準會樂瘋的！”
緬甸小夥告訴高秉涵，說是幾年前有個中國記者來觀光。知道老伯的事情後，就表示回去要聯係人資助老伯回老家。
“後來哪？”高秉涵問。
“老伯白高興一場，後來那個記者就沒了消息。”
皮卡車穿過一個冷冷清清的鎮子，緬甸小夥說這就是大其力。過了大其力，山勢越來越陡峭，路也變得越來越窄。
拐過一個植被格外茂密的山包，緬甸小夥指著不遠處半山腰上的一個寨子，對高秉涵說：“這就是孟西。”
顯然車子是無法開上去的，高秉涵下了車。
和緬甸小夥約好了第二天的見麵時間，高秉涵一個人向山上走去。看著越來越近的寨子，高秉涵心潮起伏。他想象不到當自己把回鄉的消息告訴給徐達輝後，老人會是怎樣的激動。
為了給老人一個驚喜，高秉涵沒有讓嶽父把這件事情事先告訴他。
此刻高秉涵在懷疑這樣做是不是明智？他擔心80歲的老人承受不了這個突如其來的喜訊？
有幾個隻穿著褲衩的孩子在村邊玩耍，高秉涵上前去詢問徐達輝的家住在哪裏？孩子們睜著眼睛用茫然的眼神看著他，高秉涵這才明白過來這些孩子聽不懂漢語。
見對麵走過來一個端著籮筐的中年女人，高秉涵又上前去打聽。膚色黝黑的中年女人奇怪裏看了他一眼，問：“你是那個要帶他回鄉的記者嗎？”
高秉涵想起了剛才緬甸小夥對他說過的話，忙說：“我不是記者，我從台灣來。”
“你來晚了，他回不了了。”
高秉涵感到周身的血管一下縮緊了：“怎麼了？”
中年婦女騰出一隻手指了一下村外的山上，說：“他上山了。”
“上山了？那他什麼時候回來？”
中年婦女用更加奇怪的眼神看著高秉涵說：“回不來了，他十幾天前去世了，埋到山上去了。”
那一刻，高秉涵覺得眼前一下子就黑了。
端著籮筐的中年女人把高秉涵帶到了徐達輝的家裏。家是兩間山坡上的草房屋子。一個身材矮瘦，膚色枯黃，頭發灰白的老太太正坐在門口的小板凳上用木然的表情看著外麵。
端籮筐的中年女人告訴高秉涵，說這是徐達輝的老伴。
當高秉涵把自己介紹給老人時，老人半天沒有說話。過了許久，老人的眼裏溢出了兩滴渾濁的淚水。
在徐達輝的家裏，高秉涵看到了一本中國地圖。把地圖一拿起來，書頁竟然自動地就翻倒了遼寧的那一頁上。
高秉涵發現，遼寧那一頁紙是地圖冊上最陳舊的一頁。看著地圖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高秉涵的眼前模糊了。
徐達輝的老伴把高秉涵帶到了徐達輝的墳上。一走近墳包，高秉涵的淚水就嘩嘩的流了下來。
他又看到了一座麵向北方的墳墓。
半個月後，已經回到台北的高秉涵獲悉：剛剛上任的陳水扁，下令把總統府牆上懸掛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牌子摘了下來。
次日，高秉涵和妻子石慧麗帶上黨證一起去了位於中山南路總統府對麵的國民黨中央黨部。
接待他們的是一個長發披肩的文靜小姐。
高秉涵把兩個黨證一齊交給她，說這樣的黨還是退了的好。
不斷有要求退黨的人走進到大樓來上交黨證，小姐嚴肅著不說話，隻是把黨證小心地收起來，放進一邊的大皮箱裏。